如果我们问今天的一个大学生，他对胡适有多少了解。估计大多数人的认知，会停留在“白话文运动”发起人和“问题与主义之争”改良派代表上面。 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上大学以前，脑子里那点与胡适有关的知识，不过是中学历史课本上的几段介绍而已。直到工作时，读到熊培云的几篇关于胡适的文字，才产生一种疑问：也许胡适并不是教科书中写的那个样子。 懒得直接读胡适先生的著作，先在网上淘来一本《胡适口述自传》。整理和翻译的是胡适的弟子唐德刚。读完后，甚是觉得过瘾。不是因为胡适，而是因为唐德刚。 虽是胡适先生的口述自传，但唐德刚的序言和注释却几乎超越原文。字数是一方面，主要是唐德刚的评述太精彩。语言诙谐幽默自不用说，关键是客观、有人情味，并不因为胡适是自己的老师就一味阿谀赞美，而是站在一个常人的立场从常人的想法去看待。 试举一例。 搞文学革命和搞政治革命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革命家一定要年轻有冲动。他们抓到几句动听的口号，就笃信不移。然后就煽动群众，视死如归，不成功，则成仁。至于这些口号，除一时有煽动性之外，在学理上究有多少真理，则又不别论。青年胡适的“文言是半死的文字”这句口号，在那时真有其摧枯拉朽的功能，但是这口号本身究有多少真实性也是值得商榷的。 今日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知道任何初民，其语言和文字都不可能是一致的。我国最早的甲骨文和金文也都与口语无关。他们的作用就和“结绳记事”一样是一种“记录文字”。同时这种文字是受了文具的影响，写起来愈简略愈好。就拿我国商代来说罢 ，商朝文人要留点记录，他们就要雕龟、刻骨，或漆书竹简。写起来如此麻烦，所以他们记点天气变化曰：“亥日允雨”，他们就不想用“亥那一天果断下起雨来”那样噜苏麻烦了。 古埃及、巴比伦和古印度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据说古印度《吠陀经》的作家们，他们如果在他们的作品上“省”一个字，比他们“多”生一个儿子还要高兴。巴比伦的“泥砖”作家亦复如是，因为一块泥砖实在写不了几个字啊。 …… 全世界任何仍在使用的语文，都生存在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而一个语言的发展也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司马迁一部五十万言的巨著，都是在竹片上写下的。他和我们用原子笔写原稿纸如何能比？洋人就更为方便了。他们拿起话筒对录音机念一通，然后就用不着管了，女秘书们自然会把他们的“文章”打得整整齐齐。 一次郭廷以先生访美，他看到洋人写文章时的情形，然后中回过头来叹息地向我说：“德刚呀！他们写文章是机械化，我们写文章是手工业，如何能比？” 郭老师这句话只是一句“戏言”，但这句戏言中却含有至理：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不能与一部中国社会经济史分开来读的。它和一部政治制度史，也有分不开的血肉关系。 青年胡适躺在哥大的学生宿舍之内，冥想一番，再和那几位满肚皮英文“教科书”的同学辩论一能，就对全国中国文学史，下起了极武断的结论，而掀起现代中国空前绝后的文学革命的高潮。 吾人今日如平心静气地来把胡老师分析一下，实在不能不佩服他悟性高：举一反三，能把旧文学的毛病，全部揭发，对新文学的兴起做大胆的倡导。所以吾人今日如对胡氏当年那点点浮光掠影的倡导也不愿接受，那我们便落伍到连逊清遗老也不如。但是吾人如只是接受了胡氏的“启蒙”而不加检讨和修正，那我们这过去的六十年也就白活了。有志跟进的青年文学理论家，实在应做更多的努力。 这是对胡适自鸣得意的“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的注解，有理有据，大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感，且机智有趣，符合常理，很容易让人接受。 用唐德刚注释文字的观点来看，胡适当然是一个思想、文学大师，但也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早早成名，及环境和知识结构的缺陷，制约了胡适的进步，使其没能充分发挥天才的作用。 特别是，胡适他们那一代人谈到的“问题与主义”，实在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 因为，“其实那时他们对‘大问题’并不敢接触，例如‘中国何以不能工业化？而日本反可一索即得’。再如‘民初的议会政治，何以全盘失败？’这些有关国族兴衰的‘大问题’，如果没有精湛的（输入的）学理，和有充分资料的研究作背景，而专凭常识抬杠，是不可能有深度的。这种凭常识抬杠的风气，自五四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 站在专业主义的视角，唐德刚关于胡适靠“常识”“直觉”谈问题的观点，自然是没错的。但是，对于一个未经启蒙、未有常识的国家，我个人觉得“常识”“直觉”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胡适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和“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一样，本来就是常识。 而历史早已表明，没有常识，有意忽视常识，都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 欢迎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晓民之声（ID：vocnxm），阅读更多精彩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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