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曹一） 在日常交流中，人们说话的语气语调也是有含义的，恳切、迫切、焦急等都可能体现在一句普通的话语中，只有熟悉这种语言的人才能听得出其中的“话外音”。记得十几年前去美国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访学期间，负责该项目的Eric教授给我讲一些注意事项，由于当时当地刚刚发生过连环枪案，所以Eric特地嘱咐我不要一个人上街，晚上天黑后不要出门，因为那里每天都有抢劫枪击案发生，他特别强调了几遍“everyday，everydy”。不过，我当时虽能听懂他的意思，却体会不出他语气中的严重性，于是颇不在意地和他说我们那里也有犯罪，而且也是“everyday”。 不久，我和也在该校工作的华裔美国人刘先生说起这事，他却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决不可不当回事”，还传授我一些经验，比如说包里不要放太多现金，遇到抢劫时不要反抗，走路时用眼睛的余光观察一下身后是否有人跟踪，如果觉得不放心，可以先进路边的店铺里躲一躲，至于说晚上嘛，一个人是千万不能出门的。因为能听出了刘先生语气中的凝重，我竟后背有些发凉，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过了几天，参加完一个商会的活动后，Eric教授委托一位华人送我回公寓。下车后，我礼貌地挥挥手，嘴里说着“您慢走”，打算目送他的车离去后再走回十几步远的公寓楼门，结果那位先生让我赶快进去，“我得看你安全地进了门，才算是完成了Eric的任务，十几米的路上可能发生任何事情。”听他那么一说，我的两腿发软，顾不得礼节，三步并作两步跑进了公寓，那种紧张感是从未体会过的。前一段时间，已经去了佐治亚州工作的刘先生来国内开会，小聚时我讲到这事，虽是当笑话说的，但那种对人们交流中语气语调重要性的关注确实真切的，关于这一点，即使是外语读写能力很强的人也能体会得到。当我们初次置身于一种异域文化中时，听不懂老外在说什么，想表达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过瘾地”说几句话竟也会成为一种奢望。 这种感受，在一些传教士的回忆录中也能读到。晚清时那些来华传递“福音”的传教士，在他们成为“中国通”之前，都经历过学习汉语的艰难。丁韪良是美国北长老会海外传教团的成员，从1850年来中国后直到1916年在北京去世，他在中国生活了60多年。丁韪良翻译过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也曾先后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在《花甲记忆》中，他形容自己刚到宁波时，就像在“深水中拼命挣扎”，因为虽有房子住，有仆人伺候，但“我们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他最初的汉语是通过和周围人的比划中学到的。“我们学会的第一句宁波话是zaban‘柴片’，厨子拿来一根柴火棍子，让我们明白他想要买柴火来烧饭。第二句宁波话是fanping‘番饼’，那厨子用手指形成一个圈来表示钱，然后指着柴火棍子，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使人一目了然。”教丁韪良夫妇的汉语老师是通过实物来教学的，“老师先说一声wongki‘黄狗’，见我们听不懂，就牵来一只小狗，说声‘这就是’，便爆发出一阵大笑，因为他突然想到居然有人会愚蠢到连wongki都听不懂。有时模仿足以代替解释，例如他来回奔跑，时而喘气，时而鸣叫，使我们明白holungtsaw（火轮车）就是指火车。”这个老师教课不仅费脑，还得耗费体力，后来干脆就撂挑子不干了！ 丁韪良注意到中国人发音方面的细微差别曾闹出的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他举例说到一位在福州的英国人，让厨子去买18颗“杨梅”，厨子却气喘吁吁地挑回了一担“羊尾”，并且还向主人道歉，因为他在街上跑了大半天也只找到12条，实在凑不够18条了！不过，丁韪良自己在语言学习方面却有过人之处，他在宁波传教时，很快就以德语或欧洲语言的中元音做基础，加上其他一些变音符号，编出了一套音标，并用此复制出从老师嘴里说出来的话语，而这一套拼音系统，不但能帮助外国人学汉语，还能使中国的孩子在学习几天后就可以阅读。今天，我们在进入小学后，都要先从汉语拼音学起，因为我们只要学会了声母和韵母，就可以通过字典查出任何一个字的读音。不过，我们却很少想到在汉语拼音发明之前，古人是怎么识字的。在我们习惯了“读书郎”在学堂里的“朗朗读书声”时，却忽略了汉字符号“形声字”却不知道怎么发声的特点，这“声”除了“死记硬背”外，并无更好的方法，正像丁韪良说的，即便是中国人学汉语，要能够阅读也“往往要经过数年的悬梁苦读才能做到”。而他发明的汉语拼音，却为人们节省了时间成本，在教育普及方面功不可没。 除丁韪良外，另一位传教士狄考文也曾提到过他学汉语时的艰辛。狄考文于1863年携妻来到中国，1864年到山东登州（蓬莱）传教。他在登州创办蒙养学堂，后改称文会馆，由小学升为中学，后又升为大学预科，在1904年迁往潍县与广德书院大学部合并，改称文广学堂，成为著名的齐鲁大学的一部分，也即今天早已并入山东大学的山东医科大学的前身。这样一位对中国近代教育做出过贡献的人，在初学习汉语时，也曾经历了许多困难。根据《狄考文传》的记载，到登州之后，他和妻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语言，“学习汉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在汉语学习中从来都不会取得巨大的进展我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掌握这种语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能够使用它来工作之前需要付出一个人最大的精力。”而他的感慨“我是多么希望我的汉语能够像英语那样运用自如”，用在学英语的人身上也是挺适合的。记得笔者当年去美国访学，在机场看到来来往往的“老外”（当时的自己才是老外）“流利”地说着英语时，就曾羡慕地想，“他们的英语说得怎么那么好呀？他们是在哪儿学的呀？”书中没有介绍狄考文学汉语的方法，但他经过不断地努力，“很快就能够在口语和书面语这两方面娴熟地运用汉语了”，以至于和他聊天的人都没把他当做外国人。当他从村民喊他“洋鬼子”的话语中，听出其中的侮辱和恶意时，说明他的汉语水平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笔者不知道这一百年间蓬莱话是否有过变化，以今天其浓烈的胶东味儿来看，狄考文能学会这样一种“汉语”，其语言天赋也是值得人们嘉许的。 与丁韪良与狄考文的时代相比，我们现在学外语（外国人学中文或中国人学外文）的途径和方法已有很多，而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也已消弭了西方人殖民和文化侵略的背景。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与狄考文等创立的大学堂，仿佛一种隐喻，已成为不同民族交流文化与增进友谊的桥梁和基础。当我们与Eric教授等建立了微信联系后，这种交流和沟通更是变得可以“everyday”地进行，唯一需要的大概只是一颗开放的心灵了。 
（本文发表在今天的北京青年报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