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传教期间，曾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不少本与中国有关的书，介绍或褒贬中国的风物人情，而让中国人感觉最不服气又最没脾气的则是《中国人的素质》这一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最早的社会学者李景汉，说他在初次阅读这本书的日文译本时，发现那本书的许多空白处有不少铅笔写的批评，其中大部分是别的读者在读时发生的反感，有“胡说”或“放他娘的……”等类的话，就像我们在读书时偶尔也会把随感写在页边一样。而作为中学生的他，对于明氏的描写颇不以为然，对书中不少地方也会发作几声“岂有此理”的“怒评”。确实，在该书中，明恩溥说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心智混乱、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和公共精神等，总之中国人简直就是文明人的异类。听着这样的批评和讽刺，“面子要紧”的中国人当然不舒服，想要反击，却又觉得他说的颇有几分道理，也只能“认”了。 其实，明恩溥对中国人特性的描摹确是有其精准独到之处的，正像李景汉在过了多年之后，再读《中国人的素质》的英文原本时，才发现明氏“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即便在国人中也是凤毛麟角的。这一点，几乎每个读者都能体会得到。比如说，在该书第二章中，明恩溥谈到了“省吃俭用”这一特点。他说中国人在各个方面都是“极度地俭省”。吃的方面，巨大的人口只用很少的东西糊口，如稻米、各种豆制品、小米、蔬菜和鱼类，只有在节日或其他特殊场合，才会有点儿肉吃。然而，与食物的简单和粗劣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中国人高超的烹调技艺，而且饭菜在烹调时极少浪费，样样都要物尽其用，每顿饭剩下的东西下顿都会端上桌来。与做饭相关的节俭的例子，则是中国人极好地处理了燃料匮乏和治锅材料之间的关系，燃料用的都是树叶、杆儿和庄稼的根，任何一个最小的孩子，即便他什么也干不了，至少还能捡点儿柴禾，这样的“燃料”只能要求制作的锅底越薄越好。在穿着方面，每一个中国妇女都懂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布料，再小的布料，女人们都会使其以最美的或最物尽其用的方式出现，哪怕一片小碎布条也足够用来纳鞋底。还有每一页的旧账簿，都会被用做窗户纸或者灯笼纸，这或许有“敬惜字纸”的含义吧。在明恩溥列举的“省吃俭用”的例子中，有些让人觉得超出了人的合理想象，比如他引用的美国北长老会教士、岭南学堂第二任监督香便文（Benjamin Couch Henry）在《基督教与中国》中的一个例子：香便文被三个苦力抬着走了二十三英里路，花了五个小时，这三个人接着又返回广州，去吃专门为他们留的早饭，早饭前走了四十六英里路，一半的路还在抬人，目的则只是为了省五分钱！有些事例则让人心酸，比如说有一位老年妇女，拖着痛苦而缓慢的步子蹒跚而行，原来她要去亲戚家，那个地方方便去祖坟，因为距离缩短了，可以节约抬棺材的钱！ 在这里，明恩溥只是如实地描摹了中国民众的一种生活状况，而与此相关联的则是中国人的一个让人羞惭的特性，那就是无分高低贵贱的喜欢“揩油”。关于这一点，我国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在他的《西潮·新潮》中也有所揭示。他说，在满清时代，“变相的陋规恶习甚至流布于小康之家，厨子买菜时要揩油，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要捞一笔。尤其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作为仆人们的佣金，这在北平通俗叫做‘底子钱’。”这种揩油的习性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圈子里，在大使馆也概莫能外。蒋梦麟说在北京某大使馆的厨子，每买一个鸡蛋，就向主人索价一毛，而大使秘书的厨子为主人买蛋，却只索价五分钱一只。当大使的夫人问自己买鸡蛋为什么要比秘书太太的多花钱时，她的厨子竟然回答说是因为大使的薪水比秘书先生的高！除此之外，汽车主人也常常会发现汽油箱“漏油”，其原因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司机也会“揩油”！ 明恩溥所描摹的中国人可悲复可悯的“省吃俭用”，与蒋梦麟所揭示的国人喜欢“揩油”的这种可憎复可恨的陋习，其背后的缘由即在于传统中国社会民间普遍的贫穷。而造成贫穷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单一的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结构，有限的生产与人口膨胀之间的矛盾，低产量的农作物等等，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官员无尽的搜刮、需索和陋规的无处不在。正像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所说，“‘陋规’通过在每一个可以想象的场合收费，中国官僚体系每一层级的成员们都能补充他们的收入，虽然它是‘不正常的’、‘贱鄙的’，但却又是被确立和承认、并为广泛接受的事实。”陋规费几乎“无人不取，无地不然”，譬如州县官可以不付分文地向老百姓强索财物，或以低于市场价的“官价”向百姓强购，而衙门每天必须的消费品——大米、肉类、薪柴、炭、棉布、丝绸等，或向商人无偿索取，或以“官价”购买。可以说，几乎所有不能由政府预算供给的衙门费用，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陋规费，也就是以当地老百姓付费的形式来满足，而当一个里长或衙门雇员被州县官索要陋规费时，他就会转向普通老百姓索取，然后自己扣留一部分后，其余的再上交州县官。在这样的层层搜刮盘剥下，老百姓不仅要负担正常的税费，而且还需缴纳各种陋规费，由于“无事不私派民间，无项不苛敛里甲”，重负之下的百姓，除了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外，遇到合适的机会时自然揩一把油，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 其实，本文写作的意图，并不在于给中国人“极度地俭省”和“揩油”的陋习找说辞，而是觉得大抵一种生活习惯或民族习性的养成，总有其不得不然的缘由。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提倡省吃俭用是不合时宜的，比如今天的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炫富或浪费；在一个制度良好的时代，苞苴不行，簠簋未坏，揩油者自然也无处遁形。明了其腐坏的原因，而后做积极地改变，自会收到实效。正如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大先生鲁迅，在他去世前不久，还曾希望有人能将《中国人的素质》一书译出，为的是“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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