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的埃德蒙顿，抑或其他一些地方，其治理特色之一，便是基于一种信任与信用的治理。譬如，在地铁站，你看不到安检，看不到检票扎口，看不到预防人卧轨的厚厚的屏蔽门，看不到道貌凛然的检票人员。因为没了这些程序，每日早晨，即便人流较多之际，乘客们也是鱼贯而入，井然有序。唯一的制度，便是地铁公司的保安偶尔会闯进来，随机抽查某个车厢，一旦查获逃票，对不起，罚款200加元（相当于人民币1000元），一张车票仅2.5加元，这个处罚无疑是下重手了。更有甚者，逃票还要录入个人信用系统，降低信用等级。这种影响，众所周知，实不下于200刀了。
无疑，这种以信任与信用为基础的治理，极大地节约了人力、设施及执法上的成本，是一种特别经济而有效率，甚或有些古典自由之余绪的治理。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阻碍乘客流动的各项程序，保障了地铁的流通，提高了使用效率。而对于地铁管理部门来说，这种基于信任的管理，也不会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毕竟，即便偶尔有人逃票，巡查人员只要抽检到一个，对不起，罚款200，便足可抵销80个逃票者产生的损失，可谓惠而不费，甚至还能小赚一笔呢。
顺便看看咱们的管理。因为不信任，又因为据说公民道德素养还不高，或有待提高，还因为信用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插一句，其实呢，对于一些非工商社会的人群来说，信用等级之高低，对于其生活未必有特别的影响。譬如，你降低一个逃票农民工的信用等级，对于他的影响，未必会比罚款五十元大。所以在中国，在某些地方，对于某些人群，信用的约束力未必很大，至少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缺乏信任与信用，所以我们需要苦心孤诣地扎紧篱笆，布下恢恢天网，无微不至地来防范，巡查检查督查，各项成本随之无限放大，效率也相应地降低了。结果却依旧是八个字：“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文\张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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