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显宗时，“举孝廉”出身的寒朗作为御史，与太尉、司徒、司空“三府”一同审问楚王刘英大逆不道案。刘英是汉光武帝刘秀与许美人所生，永平十三年，被人告发与渔阳王平、颜忠等制作图书，有谋逆案，遂被下狱。在“楚案”审理中，颜忠、王平等的供词牵连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耿建等则坚称，从未与颜忠、王平相见，更没有谋逆的行为。当时，汉明帝刘庄对此案极为震怒，百官惶恐不安，凡是被牵连到的，几乎全部陷入楚王谋逆案，没有人敢于请求宽恕。
寒朗仔细推察案情，感觉耿建等四侯受到冤屈，他试着向颜忠、王平等询问四侯的外貌特征，他们竟然仓促惊诧，不能答对，这让寒朗更确定了其中有冤的判断。于是，寒朗直言上奏，以事实说明耿建等四侯并无谋逆等罪，实际是被颜忠、王平所诬陷，正如很多无辜者被冤枉一样。
汉明帝知悉后，就宣召寒朗入朝答问，他问：“耿建等如果无罪，颜忠、王平为什么故意诬告他们？”寒朗回答说：“颜忠、王平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罪无可赦，故意凭空攀附诬陷。”明帝再问：“即便是这样，耿建等四侯受到冤枉，为什么不早奏明，案子又怎么会迁延至今呢？”寒朗回答道：“臣虽然查明耿建等并没有参与颜忠等所诬陷的事，但担心还有其他人揭发这些所谓的罪行，所以不敢即时奏明皇上。”明帝闻之大怒，骂道：“你作为朝廷官员，对案子采取模棱两可、投机观望的骑墙态度，赶快拿下！”左右侍卫即上前欲将寒朗押走，寒朗回头大声说：“愿冒死再进一言，臣不敢欺瞒皇上，只是想辅助国家罢了。”明帝问他：“你都和谁共同商量此事？”寒朗答道：“臣自知将被族诛，不敢再牵累旁人，只是希望皇上能醒悟而已。臣看到担任审囚事务的官吏，都说大逆不道的犯罪，作臣子的应该同仇敌忾，与其出罪不如加重处罚他们，即便有所疏漏，也可免受事后被追究责任之虞。于是，拷问一人牵累10人，辗转株连，不可胜数。公卿百官朝会，皇上也曾问为政得失，臣子们皆诺诺不敢言。我朝旧制是反逆大罪株连九族，皇上大恩，刑罚只及于犯罪者本人，天下幸甚。现在这些牵累甚广的案子，很多臣子都知道有很多冤枉，但没人敢违背皇上的意旨。今天，臣索性直言其事，死也无悔了。”明帝听了这一番诚恳又真切的话，怒气稍稍消解，下令释放了寒朗。过了两天，明帝亲自驾临洛阳大狱提审囚犯、了解案情，清理了无罪、罪轻的千余人，并加以释放。
寒朗为冤狱直言上奏，体现了儒家以“仁”为本的“省刑”的思想，难怪《后汉书》作者范晔将之与晏子劝“齐侯省刑”并论，称赞寒朗是有仁德的人。儒家一向反对不教而诛，对于严刑峻法更是抱着批评的态度，提倡刑罚的审慎、轻缓，以体现“仁恕”之要求。然而，在政治实践中，“省刑”的主张并不容易实现，特别是在乱世等非常时期，谨慎地对待事实与证据，理性地施行刑罚，不仅需要智慧，更要求有勇气，这正是“仁者必有勇”之义。
现代社会，刑法或刑罚的运用，同样是法治水平最重要的表征，它不仅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更关乎着正义的实现。在非常时期，作为政治家，果断是需要的，甚至还需要一些激情。但作为司法者，必须保持审慎，甚至是几分保守，而对法治的维护，对事实与程序的坚守，还需要巨大的勇气。这种勇气，既来自于对法治的信仰，更应源于对人、对生命的敬畏。只有司法者具备了这样的智慧与勇气，公平正义才能获得稳固的保障。
《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