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孝”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也是超越历史与民族的永恒主题。新人导演周子阳的新电影《老兽》，通过一个“不幸家庭”的故事，以半剧情片、半纪录片的形式，展现了“家与孝”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的复杂性。 正如电影最初的名字《老混蛋》，主人公老杨确实是有点混蛋，遗弃老伴、不管子女，整日里“花天酒地”，在生活里不时地“使坏”，甚至偷卖了老朋友托付的骆驼。但他又不是典型的坏人，他的所作所为，都不是出自纯粹的“恶”，而是遵循着自身的一套逻辑：他卖了朋友托付照看的骆驼，买了红色大衣给情人，是要展现他的“浪漫”；他“偷拿”了子女给老板做手术的救命钱，是想要报答老朋友曾经的相助之恩，同时他片面地相信医院不会见死不救。单单从老杨自身的角度看，他不仅不能算是坏人，反而显得有情有义。 虽然电影没有明确，但不难推测故事的背景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城市。鄂尔多斯域内有成吉思汗陵——埋葬着草原之王成吉思汗，恰好扮演老杨的鄂温克族演员涂们也饰演过成吉思汗；同时，它又紧邻着黄土高原，是黄土文化，亦即中原文化的代表区域。也就是说，这里是游牧的草原文化与儒家为内核的中原文化的交流、碰撞之地。“家与孝”是典型的儒家文化，父慈子孝是儒家的经典理想；而在草原，动荡不安的游牧生活，又使得“情义”更加被看重，这些不同的文化与价值冲突，放置入老杨的身上，就显得处处不协调，也造成了种种的戏剧冲突。电影中老杨去找女儿，从草原的鄂尔多斯到陕北的榆林，似乎也是在两种文化间穿梭的某种隐喻。鄂尔多斯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中国早期粗放式经济海潮般起伏的一个代表，这个曾经依靠煤炭、天然气等能源近乎“一夜发迹”的城市，也在近年经历了无奈的经济停滞。与这个城市一样，老杨也曾经有过生意上的成功，但随着经济形势的逆转，公司经营的失败，他很快陷入了生活窘境，而老杨本来是个自尊心极强的男人，这也是他一系列苦闷、不满的心理来源。 故事的后半段，实际上更多的是围绕着子女的“非法拘禁案”展开的，因此也包含了更多的法律意蕴。客观地看，子女们对他的捆绑，乃至拘押到地窖里，确实也是“事出有因”：瘫痪的母亲病情危重需要手术，三个子女破费周折地凑够了手术费，却被老杨偷偷拿走了。并且类似这样的行为还不是第一次，老杨难以再得到子女们的信任。推延到之前子女们为救母亲的所作所为，虽然充满着小市民的算计，但大多反映着现实生活压力下的真实人性，即便是最终设计捆绑老杨，也是在当事人的理解下实属无奈之举，也就是说，子女们也都不是“大恶”。 公允地说，围绕着这起家庭纠纷造成的“非法拘禁案”，司法机关的处理可以说中规中矩，完全在法治的范畴之内。派出所出警，及时地解救了老杨，但了解到属于家庭矛盾，劝慰了想要把儿子们“关几天”的老杨；基层法院，对家事纠纷，同样优先采取了调解的方式，主审法官自始至终保持了理性、克制的态度希望双方能冷静，和平解决纠纷。在老杨愤怒离庭后，法官又追出来，不厌其烦地反复确认：“你是不是不接受调解？”老杨给出了坚决的回答。 法院这样的处理并没有问题，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自诉案件，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但在调解后，影片剧情的设计却与现行法律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依照《刑事诉讼法》，自诉案件在调解不成后，转入审理，而自诉人在判决作出之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撤回自诉”，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是在人民法院解决，自诉人在判决前是可以撤诉的。然而，大概是出于戏剧冲突的需要，编剧将老杨中途退庭，不接受调解的后果变成“转为公诉”，按照剧情设定的逻辑，公诉后就不能撤诉了，于是逐渐消了气的老杨，又陷入了愧对子女的另一重矛盾与自责中。实际上，类似老杨这类轻微刑事犯罪，司法实践中并不大可能会被转入公诉。 虽然，涉及家庭矛盾的的自诉案件转入公诉并不常见，但仍然有理论上的可能，比如确有证据的严重刑事犯罪行为。就该片而言，对子女们的非法拘押行为，法院作出了拘役数月的判罚，也于法有据。但是，这样在法律程序上并无瑕疵的判决，造成的却是当事双方的不理解，对于老杨本已紧张的家庭关系更是雪上加霜，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另一部著名电影中“秋菊的困惑”——老杨对司法所求，本非如此。 回到一般常理，子女们对刑事判决的疑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奉行的是生活中长线条的“因果关系”，他们的捆绑、“拘押”，只不过是因为老杨之前的种种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法律思维与日常思维的不同，正如学者刘星指出的，司法对纠纷的解决，虽然也关注因果关系，但更注重“一事归一事”，即截取事件发生“长链条”中的一段处理，如果偏重于“因果关系”，则会使案件审理形成拖延趋势并且复杂化，故司法必须截取长线条“因果关系”的一段，对特定的行为及其法律后果作出裁断。 延伸之，我们也可以藉此思考司法作用与社会的可能与限度，或者司法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社会与家庭。司法是一套充满着现代思维的制度，它遵循严格的形式理性，在诸多条件的制约下，最终得到的是一个“判断”，并且仅仅是对“一事归一事”的判断，司法无法、也不可能回归到每一个人生活的长链条去分析，再作裁断。对于很多社会纠纷，特别是家庭成员间的矛盾纠纷，司法裁断是有它的局限性，但从另一面看，这也正是司法之所以有效，之所以高效的原因。 然而，这也并不是说司法在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细故”中就毫无作为，只是，在法律的刚性与生活的柔性，法律思维的“片段化”判断与日常思维的长线条观念中，司法还需要作适度的调整。诉讼与调解制度的设计，或者个案的裁断，应当能更好地恢复和谐社会关系，进而以公平正义起到“保护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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