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日，江苏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对4名涉嫌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集中宣判。根据淮阴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教育局等9单位联合发布的文件中的规定，刑事判决生效一个月后，这4人的个人信息将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包括其姓名、身份证号、照片、年龄、性别、案由等；并将禁止这些人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如不得。 该消息一出，很快形成支持和质疑两方面的观点对立。支持者认为：早该公开了！ 质疑者认为，该做法程序有重大瑕疵，更有违反上位法之嫌。一是侵犯了犯罪人员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影响了犯罪人员重新融入社会。二是职业准入门槛的设置，是个行政许可设定问题。而根据《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14条及第15条规定：此类事项，只有法律或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才可设定行政许可。 该做法是否合法合理，仍需要厘清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犯罪人员个人信息公开能否公开。根据最高院《办理性侵未成年人的意见》，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判决书，在依法保护被害人隐私的情况下，可以公开。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七条，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时，应当删除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因此有人质疑淮阴法院公开性侵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照片、年龄等，违反了上述规定。其实，公开性侵犯罪人员个人信息与判决书上网，是设立初衷和保护目的都不同的两个问题。判决书上网制度旨在体现司法公信力和公开性，而公开性侵儿童犯罪人员个人信息，目的是预防再犯罪，威慑有类似犯罪倾向的人以及便于儿童和公众辨别防范。从保护目的上讲，公开性侵儿童犯罪人员信息与法院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有更多共同性。因此，可以参照后者，在中央层面通过规范性文件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加以规定，便于各地执行。 二是职业禁止的问题。质疑者根据《行政许可法》，认为行业准入问题，应当由法律法规规定，该观点并无不当。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只有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人员，法院才可判决禁止其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从事相关行业，禁业期限为三到五年。淮阴法院在判决后，通过“地方性红头文件”的形式，禁止性侵未成年罪犯刑满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确有突破法律之嫌。个人建议尽早将性侵犯罪人员纳入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职业禁止”人员范围，为法院判决提供法律层面的依据。 近期性侵儿童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其实，近几年来，该问题俨然已经成为刑事司法需面临的一大“社会恶疾”，性侵儿童犯罪早已成为针对儿童最多发的犯罪，各种性侵手段也往往挑战司法人员和社会公众的“三观”。而所有针对儿童的性侵犯罪规律表明，越是有机会接触儿童的人，越有作案的机会和可能性，熟人作案，是性侵儿童犯罪最典型的特征。淮阴法院的做法能否推广和上升到立法层面，最终取决于立法部门对各种利益保护的平衡，即究竟是注重个人的隐私，还是公共安全尤其是儿童安全。 淮阴法院的创新做法，虽有赶时髦和突破之嫌，但就我个人而言仍要为其点个赞。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各种伤害儿童的事件，诸如几年前的贵州毕节5名儿童垃圾箱取暖窒息死亡案、4留守儿童在家服毒自杀案、各种虐童案、强迫儿童乞讨案，让我们看到，儿童在社会中的处境真的不容乐观。毕竟，保护好儿童，我们才有未来，而使他们免于犯罪侵害，是最低限度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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