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大概可以这样说：西方的文化是“分”的，东方（中华）文化是“合”的。 从本源上，西方的“分”体现在对人性和大自然的解释上，认为三分法最有说服力，三分法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心（自己），并由此形成人类社会的三个支点：科技、制度和宗教。东方文化则是天人合一，认为人是自然精华之凝缩，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身体属于自然，内心归于自然，天人共尊，机理相同，无法割裂，是“合”的意思。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分，都是为了合，每一次合，都是为了不分。即使分，也是在一个大统之下的分，正如太极分两仪，两仪分四象。 西方发现一个问题，认为问题就是问题的根源；发现一个病灶，认为病理就在病灶，分开处理，各归各的事。东方发现问题，必然要追根问题背后的东西；发现病灶，必然要从其他部位开始调理，不存在单个的问题或病灶，只存在统一体各方面的失合。 “分”与“合”的不同既然出于本源，当然就会体现在各个方面，体现在权力架构上，就是分权与集权的对立。 东方历史上权力是集中归一的，自不用说，近现代早期的宪法曾有三权、五权之分，但因为国家背后有政党这个统一体在，实质上仍然是集中的。军阀时期短暂分过权，但每当分权的形态一出现，分开的各个方面很快各自走向极端，无法达成均衡与妥协，都要独领风骚，占山为王，彼此蚕食，最终仍需集中合一。 所以说，东方不适合分权的机制，一分就乱，乱成九龙治水的状态。或者说，东方“合”的本源理念传承已久，要想改变必须经历长期痛苦的过程和巨大的代价才有可能，但历史自身是不会容忍这种过程和代价的，所以，就一直是沿着“合”的主线在发展。 未来，除非出现极其强大的外在因素介入，否则，“合”始终会是最正常、最具生命力、最具内在合理性的精神。在思想、在制度、在治理体系等，皆是如此。 “分”与“合”孰优孰劣本来并无定论，这就象打仗时是集中优势兵力好，还是多头并进好一样，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分”的理念因为专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催生了科技的进步，进而获得生产力发展程度上的领先。相较之下，“合”自然就显得很劣势了，由此引发了西方制度理念的扩张，东方开始实施制度改良和引进，仿照西方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纵然如此，根植于文明深处的理念仍然是不可能被置换的。所以，经过反复几次的改良之后，东方国家在治理结构的表面上做到了立法、行政、司法等明晰分割，但国家治理的控制力量仍然通过某种方式集中存在，比如通过政党的形式，家族或者利益集团的形式等。这就导致东方国家在政治生活和法律框架中存在两套并行的逻辑，一套基于“分”的理念，体现在国家和法律层面；另一套基于“合”的理念，体现在权力归属方面。这两套逻辑如果不发生交叉，都是自圆其说的，但又不可能不发生交叉，因为它们都是治理国家、管控社会的逻辑，因而平时主要是通过表述上的区别和调整界域的划定，而刻意地回避潜在的冲突。这样做是一种现实需要，也是一种选择默契。 直到“合”的理念再次取得压倒性优势，两套逻辑已经无法继续保持默契并存的状态之时。 国家监察委是政治机关，不是行政或司法机关，也未必是国家机关，而是“合”出来的机关。它是跨越的，因为它兼具政党机构与国家机关的特征；它是历史的，因为它体现了监察制度的历史传承；它是现代的，因为它的功能是防止滥权，促进廉政；它也是未来的，因为现行国家和社会组织体系中不存在这样的机关。 所以，如果你用现行的逻辑来寻找国家监察委的方位，那只能说明社科创新不够，未能突破旧有政治和法律思维定式；如果继续沿用固有的立法逻辑来制定《国家监察法》，那么制定出来的法律，不仅要被法律界推导出无数的悖论，也必将会被政界人士所诟病。 这部“法律”的制定，不适用法律逻辑，不是个“法律问题”，而是国家治理理念的更新和社会行为规则的统合问题，是党纪与国法，法规与规矩的融合问题，只有靠大智慧才能“合”得好！（文：人半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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