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曹一） 据媒体报道，2017年5月9日，居住在广州市越秀区西华路的83岁的黄老太，趁其他家人离开之机，将其46岁的“智障儿子”杀害，随后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黄老太在供述中称，她的小儿子黎某乙，在出生后即被确诊为大脑发育不良及软骨症，不会说话，生活也不能自理，到三十多岁时，大脑衰退加快，身体也越来越差，再加上臀部肌肉逐渐萎缩，只能长期卧床，活得很痛苦。黄老太悉心照料儿子四十余年，47岁时即为此申请了退休。随着年事日高，担心自己离世后黎某乙无人照顾，遂产生了喂他吃安眠药弄死他的念头。在动手前，黄老太还在纸上写明其小儿子的身体状况，并表明整件事情均由她自己一人决定，与他人无关。越秀区法院在审理此案后认为，被告人黄某某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同时，因有自首、犯罪时年满75周岁、认罪认罚、得到被害人家属谅解等从宽量刑情节，“其悲可悯，其情可宥”，于10月26日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黄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宣判后，控辩双方均表示没有意见，该判决遂为终审判决。 报道中称，在庭审现场，黄老太的众多亲属出庭作证，为其求情。黄老太的大儿子黎某甲证实，其母亲一直与长期卧床的弟弟睡同一间房，给弟弟喂饭。他虽曾劝母亲将黎某乙送至政府福利机构安置，但老太太担心照顾不周而未能成行。他认为母亲不同于一般的杀人犯，其本意并不是想害弟弟，“她是想帮弟弟解脱”。黄老太的小姑子黎某丙也到庭作证，证实其嫂对黎某乙照顾非常好，“我也觉得我嫂子很苦”，尽管她不赞同杀子行为，但也希望法庭能对年迈的黄某某从宽处理。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出庭作证时也表示，残联会定时发放残疾金，平时也有义工上门帮忙，也曾多次动员让黎某乙入住福利院，但都被老太太拒绝了。 判决做出后，该案审判长、越秀区人民法院院长万云峰曾向记者阐释了判决的理由，“这件案非常特殊，黄某某是因爱杀子，与其他暴力性故意杀人有很大区别，反映出被告人作案动机并不是十分卑劣。本案事实清楚，主要是如何处理好情、理、法的关系，如何做出既合法理又合情理的判决，这是需要认真平衡和考量的。” 与其他社会热点问题不同，该案判决经媒体报道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把网友们分成针锋相对的两派。相反，人们更多的是同情这个已入耄耋之年的黄老太，在其风烛残年的时候不得已做出这样耸人听闻的事，可能“需要比自杀更大的勇气”，而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心该有多痛！对于法院的判决，网友们也认为“法律不外人情”，法律既是严肃的，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法官能合理合法合情地运用法律，正是我国司法体制进步的表现”！ 确实，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人伦悲剧，法院的判决确乎顺应了国人朴素的情法观，即“原情审法”“酌理准情”。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而在司法方面，则早已形成了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的诸多原则和制度。在传统法文化中，人情所代表的伦理道德是法的根据，法律应据此而适时变通，而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如发生伦理道德与法相抵触的情形，审判官又当“屈法以申情”。日本的中国法史学者滋贺秀三就断言“情理经常在法官心中起作用”，甚至可以说“国家的法律或许可以比喻为是情理的大海上时而可见的漂浮的冰山”。 审判官考量的“情理”，既有人的年龄、身体状况等自然情况，也有导致犯罪发生的具体原因或心理动机，而在黄老太杀子案中，这两方面都属于可原宥之“人情”。人大法学院的马小红教授，对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有独到的研究，她在《礼与法》一书中，曾系统梳理了古代社会对孤寡老弱笃疾者怜恤宽宥的相关法律规定。在儒家经典中曾有过“三赦之法”，即“幼弱”“老旄”“蠢愚”三种人犯罪时可获得赦免或可改重从轻。“幼弱”为7、8岁的儿童，“老旄”为80岁以上的老人，“蠢愚”即痴呆之人。汉律则规定了“年未满八岁，八十以上，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到唐律时则更为详备，规定70岁以上、15岁以下及废疾之人，犯一般流罪以下，以收赎代刑；80岁以上、10岁以下及患有严重疾病者，犯死罪则上请皇帝定夺，听敕处分，犯其他的罪则皆免于刑罚制裁；至于90岁以上、7岁以下的，即便是犯死罪，也不予处罚。我国现行刑法有“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即是对我们传统法律文化中恤刑观念的吸纳和继承。黄老太在“作案”时已是83岁的高龄，符合我国现行刑法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也就是说，法院的判决既符合法律规定，又体现了传统法文化的精神。 台湾学者刘馨君在《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一书中说到，亲民官在判决民讼时，“法”固然是恪遵不可违离的宪纲，但察其“原情”又是定罪的基础，也即当时的地方官所谓的“听讼之道固当执法，亦当原情”，而且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也有这样的判文，“决断大辟公事，要见行凶人起争之因，所谓原情定罪者是也。”作为审判官，必须了解行凶杀人的“起争之因”，才能决定大辟死囚的罪与罚，切不可固执于“杀人则偿”的一定之法。黄老太杀子案确实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不过她的“杀人之因”恰恰是出于对其子的爱，基于对自己身后其子无人照料的担忧，其情可悲复可叹，可悯复可怜，实属可以“宥过”的情形，法院的轻判也因此而赢得了人们的赞同。 不过，在这个被社会广为认可的“情法兼顾”的判决中，总让人觉得我们忽视了什么。仔细想想，应该就是那个被黄老太杀死的儿子黎某乙的权利。我们把关注点置于黄老太照顾儿子的辛苦上，她所做的一切，包括她拒绝将其子送往福利机构等，都认为是符合人之常情的，甚至在她杀子后，还被冠以“爱”之名，她的令人心痛的抉择也赢得人们广泛的同情。然而，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她的儿子，即便“智障”，即便生活不能自理，即便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也有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下去的权利，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任何人，即便是他的母亲，都不可以任何理由，即便是以“爱”的名义，去杀死他。黄老太作为黎某乙的监护人，当她“没有能力再爱”时，必须有一种机制能使他人或机构“接盘”，让其子继续活下去。黄老太虽生养了黎某乙，却绝没有剥夺他生命的权利。在有关这个案件的讨论中，我们认同法院判决中情理法的结合，只是深深体味到在“原宥”黄老太杀人之情时，却又实在无法兼顾其子的正当法律权利的两难。或许只有在完善监护人制度与提高福利机构的信誉后，方可避免同样悲剧的发生吧。 
（2017年11月4日专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