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受贿罪与诈骗罪，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罪名。前者发生的动因是权钱交易，而后者的发生，往往归结于被害人的智商余额不足。二者的相同点在于，触犯这两个罪名都需要一点门槛。犯受贿罪需要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而诈骗，需要的则是设局的能力，再不济，也要一点点小聪明。受贿罪的发生地点通常在领导的办公室，“领导辛苦了、感谢领导关照、领导这点意思意思”，被用过无数次的台词，让受贿的犯罪现场千篇一律。相较之下，诈骗的情节很多时候就曲折离奇有创意的多。可能是路边，你看到一根大金链子；可能是电线杆上，你看到妙龄少妇重金求子；可能是手机短信，恭喜你中了特等大奖；可能是电话中，告诉你公检法怀疑你涉嫌犯罪……总之，从表面上看，受贿罪与诈骗罪不太有交集的可能，但不能排除，刑事司法者在办理受贿案件过程中，遇见受贿罪的主体干诈骗的事儿。
比如下面这个案例：
??张三是个生意颇有成就的小老板，五十多岁了，生活上生意上啥都挺满意，唯一的愿望呢，就是想把自己在县城某国企工作的儿子调进京城的国企总部。于是张三到处打听，想给儿子托托关系。终于有这么一天，通过朋友介绍，张三在饭局上认识了一个“大人物”。“大人物”名叫李四，名字虽俗但来头却不小，据朋友介绍，李四是帝都某实权机关的“领导”，手可通天，号称常常给首长点烟。于是张三在与李四一番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后，小心翼翼的把自己儿子的困难向“领导”做了汇报。这帝都的“领导”就是大气，当下就把胸脯拍的震天响：“弟弟，这事儿哥给你办了！不过，这事儿我安排下面的人做，得花点代价啊……”张三立即会意，当晚就将10万现金送到李四下榻的酒店。此后，张三满怀希望的等待李四给自己好消息，可盼星星盼月亮，就是没盼到信儿。情急之下，张三只能亲赴帝都，请李领导加快关照进度。没曾想到了帝都细细一打听，才发现这位所谓的“李四领导”，不过是帝都某区城管局的一个办事员而已。办事员嘛，缺的就是办事的能力，所以张三的事儿啊，当然是没法成。这事儿没办成，钱能要回来不？对不起，李城管说了，为张三这事跑了许多关系，请客吃饭都花没了，自己还搭进去几千。得，张三只能认栽，灰溜溜的回了小县城，回来还没敢把这事儿张扬，这交的可是智商税，丢人！??
各位看官，尤其是刑事法律专业的看官，您觉得上面这案子该怎么定性呢？
上述案例尽管纯属虚构，但现实中却也不乏真实的例子，据说帝都发生的尤其多。笔者之所以认为上述以及类似案例具有一定的讨论价值，是因为类似于案例中李四这样的，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做出虚假承诺并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同时具有受贿及诈骗两种犯罪的特点，并且，根据行为人具体行为的变化，又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定性。因此，笔者认为必要对此种情形进行总结细分，以便自己对这种类型的案子心里有数。
第一步，咱们要来看看李四这类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在这儿，考察的关键点在于，行为人作出虚假承诺时，是否具备相应职务便利。换成大白话就是：哥既然吹下牛逼能让你上天，那么你就得看看哥是不是真的有飞翔的能力。
因为，受贿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贿赂的本质，是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所支付的不正当对价。因此，不论该国家工作人员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是否真实，也不论国家工作人事后是否实际为行贿人实施了谋取利益的行为，只要其对行贿人做了承诺，并收受了行贿人的财物，其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就遭到了破坏和冲击，国家工作人员也就因此而构成受贿罪。反之，则不构成此罪。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国家工作人员确实具备职务便利的情况下，能够作出如下结论：
虚假/真实承诺+收受财物+实际/未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罪
我们回到本文的案例，尽管李四是国家工作人员，尽管他吹下了牛逼，对张三做了虚假承诺并以此收了张三的钱，但由于李四只是个城管办事员，管的是张大姐李大哥摆地摊儿的事，对于张三儿子调动工作，他根本不存在职务便利，所以，不论李四收了张三多少钱，他都不构成受贿罪。
第二步，在排除了李四构成受贿罪后，我们要判断李四虚假承诺获得10万元钱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说到这，有的观众可能觉得，这都骗了10万，诈骗准没跑啊。我掐指一算，觉得不一定。
因为法律上规定，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除了看一种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像不像犯罪之外，还得琢磨琢磨干这事儿的人心里是咋想的。专业术语叫做“主观故意”。
也正因如此，有个叫“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的理由，常常成为诈骗犯在实践中用于脱罪的万金油。
从案子上说，尽管李四对张三虚构了自己是大领导的事实，张三也确实因此给了李四10万块钱，可是，李四说了，这10万块钱是实打实的为张三跑关系去了啊。更何况，李四一开始就对张三说了：“要让下面的人办事儿，得花点代价……”司法实践中证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不就是以行为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的举动进行证明么？所以，在本案中，李四事前明确说了，这钱是为你张三办事而给别人花的，可不是我花的。事后，李四又再度提出，这钱都拿去为你张三办事用了。假设李四正儿八经的拿出了请客吃饭的发票收据，还能找到几个相关的人提供证言证明自己确实请他们给张三帮过忙，我们还能就此说，李四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恐怕，我们也只能苛责李四是个办事热心、爱逞能却不靠谱的人。最关键的是，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李四无罪。
讲到这，这篇小案例分析算写完了。法律这玩意儿，需要冷静，需要理性，需要严谨，很多时候，法律的特性，甚至于法律职业的特性，给人的感觉是冰冷无情的。但是，作为文艺的法律蜗牛，还是多情热血的蜗牛，必须把这案例分析，讲的尽量有温度一些，尽管这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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