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主持人手记（六六） 何谓传统？或许人们对之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传统作为构织人们交往行为秩序的重要方式，大概并无什么疑义，反倒是传统一旦失去对人们交往秩序的构造作用，也就自然在人们交往行为中失去其作用——它便不再是活动的、流动的、当下的传统，而只能是僵死的、作为遗产的、曾经存在的传统。固然，后者具有某种秩序考古、心理感怀和行动追念的意义，但对人们日常交往的现实秩序而言，它或许能提供镜鉴，但并不能提供根据。 但前者却不同。当一种传统，不仅长存于人们的记忆，而且或无形、或有形地直接支配、规范人们的行为时，这种传统，就是现实秩序构造的最为坚固，持久，且深入人心、约定成俗的规范内容。因此，这样的传统，绝不只是提供给人们发思古之幽情的怀念价值，更是日常生活中最为方便、实用、有效的秩序规范。人们的交往行为因为合乎此种规范而受到肯定、保护、甚至奖励；与之相反，人们的交往行为也会因为违背此种规范而受到否定、指责、甚至制裁。这样，传统本身就作为秩序构造的规范，发挥着组织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作用。 众所周知，民间法研究的对象，既有随社会发展和现实社会关系更迭而生成的新兴规范体系，如在互联网社会自发地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及其“公约”；在信息社会产生的各种权利义务要求及其规范；在未来智能社会必然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及其自发规范等等。但与此同时，新兴规范体系的生成，不能、也不可能替代既有传统。人类自然具有瞻望前路、规划蓝图，从而向前看的美好憧憬，但也有回味过往、缅怀历程，从而向后看的思古幽情。只要人类无可避免地行进在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构成的路途上，就不可能、也不需要“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即便如今智能社会的发展，对人类以往的一切文化传统都可能形成颠覆性挑战，但仍无法断然割断当下与传统的内在关联。反之，只有在此种内在关联中，当下的发展、超越、甚至颠覆才能真正彰显其超越的意义。没有这一关联，或失去先后参照，则意味着颠覆、挑战云云，就失却了比较的基础。 自然，失却了比较基础，并不意味着之前的传统就一定能担当构建当下社会秩序的使命，兴许新兴的社会关系及其规范是对既有传统的一种彻底荡涤。但问题在于，即便调整新兴社会关系、构建新型社会秩序的规范，如果要长久地调整人们的交往行为，规范主体的有效交往，构造社会的集体秩序，也需要形成不同于既有传统的“新传统”才有可能。否则，规范的朝令夕改，只能意味着其效力的日渐式微。人们不能据此形成对其行为的基本预期，也就不可能叫人们深信不疑地遵循它而预设交往，依据它来规划行动。可见，作为秩序的传统，虽然意指某种古老规范的持久流传，但也意味着要使新生的规范能够长久运行，成为新兴秩序构造的一种“新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作为秩序的传统是和人类交往行为的秩序须臾不可分离的；另一方面，人类秩序建设的重要前提，就是能够在不同时期适时地建立一套传之久远的传统体系，实现人们梦寐以求的、长治久安的“自由秩序”。 本期所刊出的两篇论文，分别是淡乐蓉的《青海藏区民间调解法律问题研究————寺院僧人参与人身伤亡案件调解的思考》和王林敏的《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与藏区赔命价的现代化：历史的视角》。在论述的对象上，两篇论文不约而同地把视角置于藏族地区处理人身伤亡案件的一种古老的传统——赔命价上。曾几何时，这是一个一度禁止谈论的话题。如今，随着民间法研究的广泛展开以及人们对传统价值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该问题的研究已经明显“脱敏”，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其中前述两位作者就是积极投身其中的探求者。与此同时，在藏族地区运用赔命价处理案件纠纷的个案也不时呈现。在笔者看来，这种轻车熟路地运用传统裁判纠纷的选择，本身是人们对比不同规范，权衡其利弊得失而处理纠纷的一种规范选择和“利益衡量”机制。它意味着，在传统和“新”之间，人们更相信秩序的构造者是传统，而不是“新”——因为传统已然被结构在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中。 本文将载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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