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着明白装糊涂
明白，本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人基本上都能够做到明白事理。可多了社会属性的“修饰”以后，这明白与糊涂两者就变得模糊了，也变得难以区分了。
毛泽东曾盛赞过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对叶帅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所作贡献的最高评价。可见这“糊涂”与否对人生的影响十分重要，关系到对其功过是非的历史评价，更关乎其家族名誉，这还真是糊涂不得。
吕端何许人也？吕端是北宋时的一个宰相，看起来他是糊里糊涂的，其实并非真糊涂，这是他的修养，每到处理重要关键的大事时，他是决不马虎的，都作出了明白而又正确的决定。所以，经历了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均得到朝廷的重用，更是受到后人的景仰。
说到糊涂，自然会记起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这是他为官之道与人生之路的自况。可以说，“难得糊涂”算是一种处世哲学，但绝非严肃和进步的人生态度。郑板桥是清乾隆时期的一个好官，还记得他作的那首墨竹图题诗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所表达出的意思，才是郑板桥真实的为官态度，那就是无比关心民间疾苦。
那么，为什么会有“难得糊涂”的人生态度呢？那是出于无奈，更是一种自嘲。在封建皇朝时代，聪明绝顶的郑板桥可谓一个明白人。可面对着严重的吏治腐败和根深蒂固的官场陋习，处江湖之远的一介寒儒又能如何！也只有“恨不得糊涂”了，否则便是一种无尽的痛苦，这从他日后的去官表现就可见此意。
后人更是感慨无比，许多人都奉行起“难得糊涂”的信条来，官场中人尤甚。他们是真糊涂也好，假糊涂也罢，抑或是为了附庸风雅，往往将此言写成条幅挂于堂中，常会自我或与客人对之唏嘘一番，以掩饰内心的空虚和求得形式上的逃避。
所谓“难得糊涂”，其实与“人生如戏”这句话没有什么区别，我从不喜欢此话。试问，若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舞台角色，言行则是戏中的台词和表演，那么这样做人做事能有多少是真？恐怕是假的多些吧！由此，人的真诚、人的坦荡、人的善良岂不是不存在了！
可叹的是，在当今的功利社会里，吕端的“大事不糊涂”好像并不那么受用了，倒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这句话着实魔力大，不知影响了多少本是明白之人。可以说，上至官宦巨贾，下至黎民百姓，自从认识了“郑板桥”后，很快便变得糊涂了，真是“中毒”者众。
“糊涂”哲学上升为普世哲学之后，从此该糊涂时固然是糊涂，不该糊涂时也糊涂了。于是就有了事不关己的明哲保身，还有了事非不分的和稀泥等现象存在，并且有不断扩大之势。这些人如果是真糊涂倒也罢了，他们却是假糊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才是最要命的。
当然，从人都是自私的这个角度来看，假糊涂者似乎也无可厚非，他们也是生存之需要。君不见，当今有多少愿听真话的人？不论文化素养高低，钱财多少，或是级别大小，大多喜欢听好话。真话基本上不那么动听，一旦讲了真话，听者轻则不屑或嗤之以鼻，重则一拍两散甚至疯狂报复。历史最著名的诤臣魏征好几次就差点死了，就是因为敢讲真话，所幸的是他遇上了唐太宗这样的千古明君，若换成另一个皇上，早“咔嚓”了。职场和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亦是如此，虽不致丢掉性命，但会招来怨恨，也是不想见到的结果。
在这种变态的“文化”氛围下，谁还敢讲真话？谁还愿意去出头？恐怕只有以酒壮胆时才敢吐出那么几句。其实想想也是，在你出头也无力回天的时候，在有可能招来无穷麻烦的时候，在你觉得讲了也是白讲的时候，你还能怎的？还讲吗？还做吗？不，只有装糊涂，甚至连装“孙子”都在所不惜。“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看来这句话在此也适用，总之讲与听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要想有人敢讲真话，首先得有人愿意听真话。
话又说回来，装糊涂虽可理解，却毕竟是错误的。轻度的糊涂尚可，重度的糊涂有时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不良后果。比如麻木不仁见死不救，甚至目睹违反犯罪时连报警电话都不想打。还有，司法人员缺乏法治精神，不更新司法观念，不作深入调查研究而应付了事，或是畏惧压力而不敢主持正义等等，都是严重的“糊涂”表现。
一般来说，装糊涂者的心里应是饱受折磨的。因为装糊涂是由于基本人性被社会属性绑架所致，而他们的良知还是存在的〔丧失良知者除外〕，他们的心里并没有失去或没有完全失去是非观念，只不过是为了生存或活得更好而选择了用价值观念去判断。当其做了良心并不想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之后〔比如讲假话、是非不分等〕，良心自然会受到百般煎熬。好受与否，只有他们才知道。
你对别人糊涂，别人同样会对你糊涂。当你陷入绝境需要别人“明白”时，别人却像你一样装着糊涂，那你注定要承担这一切后果。因此，为己、为别人、为社会进步，最好还是别装那么多糊涂。
原创文章 作于20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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