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开性侵未成年人之犯罪人员的信息需要慎重 刘小冰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政法委、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司法局、教育局等9家单位发布文件要求，除非作案时不满18周岁或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所有性侵害未成年人的严重刑事犯罪人员，自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其个人信息都将被公开。12月1日，淮阴区人民法院对4起涉嫌强奸、猥亵未成年人案件进行集中宣判，被告人不仅领到了刑期，还将被公开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照片、年龄、性别和案由，并规定不得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今天，某报记者告诉我：就采访到的情况看，社会支持的较多，法律人相对冷静。她锲而不舍地问我的看法。我的顾虑在于我必须维护司法的形象，也必须考虑我在淮安中院挂过职的历史。思前顾后，觉得还是应该基于教授的立场，写成文字说说浅见，可能更妥当些。 第一，社会对这类热点问题的讨论需要坚守底线规则，这就是法律，而不应该是其他规则。从法律的角度考虑问题，就需要确信于法有据、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些最基本的原理。如果否定这些原理，那么，所有公权力机关特别是那些利维坦式的公权力机关的任何胡作非为都将具有合法性。公开此类罪犯的个人信息，有没有法律根据？目前来看，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公权力机关，司法对这类案件的自由裁量面临着很大的法律风险。 第二，没有具体法律作为依据，目前也难以从法律的原则中推导出这一做法的合法性。与此最具紧密关系的法律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类“信息公开”是否属于“特殊、优先保护”？值得我们深思。从逻辑上说，本法条中的“特殊、优先”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的：一种是抽象意义上的，即作为国家的一种宏观政策导向。这确实是一种法律与政策制定时的源头治理，与具体的司法治理和个体奖惩几乎没有关联。另外一种是具体意义上的，即特定个体之间的差序格局。在这种格局中，所有的“特殊”与“优先”都是在相对应的特定个体之间的价值排序。某一个体的“特殊”“优先”与另一个体的“普通”“落后”必须是对应关系，即某一个体的“特殊”“优先”造成了相对应的另一个体的“普通”“落后”，另一个体的“普通”“落后”成就了相对应的某一个体的“特殊”“优先”。在此类案件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对应关系，即此类“信息公开”针对的并非本案中的受害人这一特定主体，而是不特定的社会主体。因此，此类“信息公开”并不能给本案受害人直接带来“特殊、优先保护”，而只是满足了一般性的社会心理需要。也许，社会需要这种满足感。但我们必须明确：需要性能够产生正当性，但并不因此必然带来合法性。 第三，既没有现行的法律作为依据，又无法从法律规定的原则中加以推导，那么，司法的自由裁量就需要非常慎重。公开这些信息，涉及多种权利冲突，有罪犯的个人权利，有未成年人的个人权利，有双方家人的权利，也有社会的权利，这些权利在这类案件中肯定存在潜在的冲突，因为一方权利的增加总是以相对方义务的增加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司法必须在这几种权利的衡平之间予以仔细的拿捏、掌握好恰当的比例关系，腾挪转圜的空间不大；司法还是应该以保守的形象出现，不宜被作为法制建设的突破口；如作为对立法过于原则的一种回应，司法可以在合目的性的法律框架下有所作为，但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对此类司法裁判给予明确的界定，以利于指导司法实践；通过禁止令或电子脚镣等方式也能合法地达到制止此类犯行再次发生的可能；赋权一些特殊的职能部门通过查询等方式获得这类信息似乎更为妥当。 也许我的上述看法只是谬说，可能会加重记者的主观感受，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应该拥有多元化的观点，想回到过去那种观点一律的状态、通过物理的力量限缩本已有限的讨论空间，所有的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反常的甚至是反动的。只有通过争议并形成社会共识，才能最终推动社会进步。 2017年12月14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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