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曹一） 说到生活中的习惯，有些是自己本不以为意，认为只不过是些小节，直到被外人指责或嘲笑，才觉得确实有些不雅，羞赧愧疚，于是下决心改正；而有些习惯甚至是恶习，即便自己也知道不妥，却又积习难改，只好听之任之。比如随地吐痰、当众擤鼻涕等，从防疫卫生的角度，人人都深知其害，事到临头，依然是一个“忍不住”；至于说在公共场所看到一些人吆五喝六，大声喧哗时，人们也会皱眉、侧目，骂几句“没素质”，可在另一个场合，说不定那个“没素质”的主角就是你。那些无孔不入的广场舞大妈们，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把舞扭到了国外，行人驻足观看时还颇自得，以为向外国输出了“文化”呢。生活中的一些坏习惯，改起来何其难矣。 其实，关于生活习惯的问题，最早即经由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指出，写作《中国人的素质》的明恩溥是最不客气的一位，比如他说中国人“漠视时间”，在一般的社交访问中尽可无限度地延宕；比如“缺乏公共精神”，在宽阔的街道两旁，摆满各式各样的货摊儿，杀猪的、剃头的、流动的食摊儿、木匠、箍桶匠等，只管自己在路边安营扎寨，至于是否给人们的通行带来不便，他们才懒得考虑呢。而那些早年游学国外的人，也意识到了这种不好的习性而羞愧。在为梁启超先生《新大陆游记》所做的“序”中，徐勤写到：“吾因而反观比较于我祖国，觉我同胞匪惟不能自治其国而已，实乃不能自治其乡，自治其家，自治其身；乃至所行者不能为之路，所居者不能为之室，所卧者不能为之榻；此岂耻，恶衣恶食，亦以觇文明程度之标准也。”而梁先生在书中也具体谈到了华人的“弱点”，比如在会场上，“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东洋汽车电车必设唾壶，唾者狼藉不绝；美国车中设唾壶者甚希，即有亦几不用。”旧金山西人常有迁华埠之议，缘由之一“抑亦借口于吾人之不洁也。”旧金山凡街之两旁人行处，不许吐唾，不许抛弃腐纸杂物等，犯者罚银五元。纽约电车不许吐唾，犯者罚银五百元。其贵洁如是，其厉行干涉不许自由也如是。而华人以如彼凌乱秽浊之国民，毋怪为彼等所厌。这些习性，并非只有外国传教士看不惯，实在是当我们面对镜子里这样的自己时，也会如梁先生一般“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的。 为了改善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国人也不是没有做过相应的努力。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曾由蒋介石亲自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深町英夫，在其著作《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的序言中，用“扣好纽扣，勿吐痰！”来形象地说明这场运动的关注点。从当时的官方文件来看，新生活运动设定了“规矩、清洁”两项目标，并为此制定了《新生活须知》95条。“规矩”方面的要求诸如衣服要整洁、纽扣要扣好、帽子要戴正、喝嚼勿出声、房屋要整理、墙壁勿涂污、约会要守时刻、等人家说完了再说、见人跌倒要扶救、开会看戏要肃静、坐车坐船不要高声谈笑、车站买票一个一个顺着走等等；“清洁”方面要求早睡早起、脸要洗干净、手要洗干净、要漱口要洗头、指甲要常剪、被褥要常晒常洗、房屋要常常打扫、字纸不丢马路上、饭店旅馆茶店要干净等等。可谓是苦口婆心，事无巨细。而蒋介石之所以发起新生活运动，是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讲求秩序、卫生的意义，在于个人通过自己身体的“禁欲”“苦行”，由此最大限度地增加其为集体利益贡献的潜在力量，而这也是中国人应该向日本人学习的富强之源。这一点，则源于蒋介石个人的生活经验。1906年，刚满18岁的蒋介石在负笈东瀛的船上，遇到了令他震惊的一个场景：“一位中国同学漫不经心地吐痰在船头的甲板，其时被一位中国水手看到，就走过来告诉他：‘一般日本人是不随地吐痰的，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者卫生纸上，然后折起来，放回口袋，带回去洗涤或扔掉’。”这件小事是否促使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机缘，或许需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过这一经历对他日后的生活习惯及行事的方式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而且和蒋介石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少，除了前述徐勤、梁启超外，还有曾在耶鲁大学留学的晏阳初，也曾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到法国服务时“做出许多有失国体的事，例如至火车上食花生，弄得满地皆皮；车上吐口水；法人风俗，男女携手而行，华工指而笑之之类”，而民国时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也曾有过类似的看法，“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东西，一定有人想尽方法给你送还。”或许正是这些共同的刺痛人心的领悟，才使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得到了理论界、存有二心的地方实力派及社会各界的拥护。 不过，平心而论，这场新生活运动将这些生活中的细节的作用拔得过高，比如蒋介石将其上升到了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高度，认为要有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就要从不乱吐痰和扣扣子做起，以至于人们提出了“孔子曾吐痰吗？”的问题。而在运动推进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过激的做法，比如说为了提倡早起，太原市曾成立“早起会”，会员们挨户敲门，警告那些6点以后还未起床而睡懒觉的人，使权力的触角介入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而在安徽芜湖，“倘若发现酷暑中不得已解开一二个钮扣乘凉或吸烟者，就毫不客气地责难”，苛刻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即便是正常的检查，也使人们不堪其扰，到后来干脆采取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一般市民都认为，星期六或星期日（纠察队）工作，届时多有准备，纠察队过后，则故态复萌。”这种“应付”检查的做法，生活在今天的人或许会有似曾相识之感。所以在新生活运动开展三年后，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可谓“运动过后，生活依旧”。 事实上，生活习惯的改变绝非一日之功，它受制于人们的物质条件，也依附于一定的生活观念，还与群体性的习性与容忍度有关。正像汪精卫说的，“一般留学欧美的朋友，他们在欧美时候，那些零乱、散漫的习惯，断不能容于欧美社会的；但是为什么回了中国以后，却又依样画葫芦起来了呢？”因之，这也是一个社会环境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各大城市的创城创卫也好，集中整治也罢，可能有一时之效，却未必能收长期之功，它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单凭运动式的行动是靠不住的。 
（本文发表在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23日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