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到渠成”的信息经济学内涵①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王永刚
(注：本文于《西北法律文化资源》2016年第一辑发表)
摘要：“水到渠成”的本意是“水先到而渠后成”，而不是“先筑渠而后引水”。这其中蕴含着一个极为深刻的信息经济学原理：在复杂的地表地质结构背景之下，自然水流本身充当了一个低成本的知识与信息收集与整合的载体，完成了水流在地表上运动路径的最佳选择。从水源地出发的诸多漫流性支流并不都会开辟出持续成功的地表流经路线。呈现在当前的某一条延绵的河流其实就是水源地某一支流与其所流经的地表地质结构相互间成功协调的结果，协调不成功的水流已然中途“夭折”。在此基础上，依流经成功的自然水流的河道去加筑渠道，因势利导，这就是“水到渠成”的应有之意。“先筑渠而后引水”能够成功的前提是，地表地质结构均匀、同质性强，否则，既使人为地支付高昂的地表地质结构勘探费用，或者不惜成本地提高筑渠标准，最终也会得不偿失。同理，好制度均是最优成本约束条件下试错的副产品。制度在产生和变迁过程中，知识与信息的收集与整合的边际成本会影响制度的效能；能够使制度选择的信息成本最小化而效能最大化的制度变革方案才是最优策略。
关键词：水到渠成；地质结构；信息成本；试错；制度选择
一、“筑渠引水”的失败
“九家窑离州城一百五十里，其下有千人坝，坝水流至马营渗入漏沙，为民间不争之水。马营河河床低于九家窑台地十余丈，台地上有沃土两万亩，引水上岸，须在九家窑南十五里修筑‘龙首’，并凿山开洞使水‘泻出山麓，纵横四布，以溉以耕。’于是童公‘鸠集夫匠，凿通大山五座，穿洞千余丈，洞高七尺，阔五尺，开渠千五百丈，其悬崖断案，水不能过者，架糟桥（渡糟）四座。十一年（1733年）三月，引水配套工程竣工，截流通水， 洞外渠堤决口数处，‘成而复溃’......’”② 以上内容是摘自《屯升》之“屯升史略”篇中对酒泉市肃州区屯升乡历史上有名的“童华治水”与屯田取水的故事的描述。肃州区屯升乡（以下有时简称“屯升”）地处甘肃省境内河西走廊③西段的出口处。打开甘肃地图，可以看到，从兰州出发，经武威、金昌、张掖，沿途都是狭长的河西走廊地带，直到进入酒泉地界时顿时变得宽广。而在进入酒泉地区之际，在南倚巍峨的祁连山，北临浩瀚的巴丹吉林大沙漠之间的河西走廊最狭窄的地段上，一座古镇矗立在这咽喉要道之上，扼守着酒泉的东大门，这就是屯升乡。经2006年行政区划调整，屯升乡现已并入邻镇肃州区清水镇之内，并入后统一称为清水镇。 原屯升乡属于河西走廊祁连山地槽边缘坳陷带，气候干旱，土壤主要为灰棕色荒漠土，由山洪冲刷淤积而成。耕地以沙壤土为主，土层浅，土质差，但通透性好。乡域内无地面水源,属马营河灌区。乡内东部主要河流为马营河，属内陆河黑河水系。此外还有一些时令性河流，河水受冰雪融化、降水和基岩裂隙补给，出山口流向东北，水质较好，适用于饮用和农田灌溉及工业用水的要求。土地类型主要为耕地、林地、草地、戈壁，其中戈壁面积占总面积的93%左右。屯升乡无矿产资源，可利用资源主要有建筑用优质白沙，贮量丰富，其次为砾石。全乡生态环境脆弱，荒漠化程度高，土地生产率低，森林覆盖率极低，草场少。 如前引述，之所以过去把屯升乡称作九家窑，是有其历史缘由的。历史上的九家窑只包括今天屯升乡（现属清水镇）的东一、东二、东三、西一、西二、西三六个村域。据这里的一些老人的回忆，很久以前，这片地方只有张、王、李、范、董、陈、武、党、当九个姓氏，困于当时的生活条件，物质资料极其匮乏，于是人们在土崖上挖窑洞居住，慢慢地人们便开始把这片区域叫做九家窑。 由于屯升深居我国西北内陆地区，历代的中央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对于其发展建设投资和关注力度不够，所以水利农田建设十分落后。但是这里本身属于祁连山脚下的山前洪积/冲积平原，经过祁连山漫长的积雪融水的流水作用，对该地区地表岩石和土壤进行侵蚀，对地表松散物质和它侵蚀的物质以及水溶解的物质进行搬运，最后由于流水动能的减弱又使其搬运物质沉积下来，从而形成了“台地上有沃土两万亩”的广袤适耕区。 雍正十年（1732），陕甘总督刘于义、军需侍郎蒋洄已起草的《议定屯田条例》得到当时皇上的批准。而当时国内九家窑的屯垦任务最为艰巨，缺乏人力、物力、资金的支持，实施难度可想而知。正好时任肃州知州的童华上任，于是专司其事，带领军民开凿隧道。 由于马营河受到常年的流水侵蚀和水流作用的影响，河床低于河岸台地的农垦区，所以限于当时的条件，在马营河的中下游根本没有办法引水上岸进行屯田灌溉。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马营河的上游以上十几里的山洞引水，这样才可以让水流顺势而下，利于浇灌。但是马营河发端于祁连山，群山环绕，要想引水灌溉，必须在群山之间穿山凿洞。于是，童公“鸠集夫匠，凿通大山五座，穿洞千余丈，洞高七尺，阔五尺，开渠千五百丈，其悬崖断案，水不能过者，架糟桥（渡糟）四座......”[1]3在山洞凿通之前，事先按照屯垦的计划，修建渠道，做好了修渠引水的准备。 “雍正十一年（1733）三月 ，渠道修通了先放水试洞，由于砂石筑堤，许多渠段，一见水就钻漏崩溃，水不能到达渠尾。于是又顺着水流走势，因势利导，分段勘查补砌，至坚实合格为止......”[1]27由于先前修筑的渠道都已经破损崩溃，所以只能顺着水流修筑渠道。以至于先前设想的按照计划“修渠引水”的想法彻底落空，故而后来的新开的渠道以及对于已经投入运营的渠道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新建、返修、加固。所以“水到渠成”便成了九家窑民众开荒屯田，引水灌溉自然而然的选择。 事实上，这样的教训不仅仅发生在九家窑，只要是在地质结构复杂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按照事先规划设计的“修渠引水”的想法，都很难成功。“在中亚细亚的塔什干区、饥饿草原、苏尔汉河区、瓦赫什河谷地灌溉渠（塔吉克斯坦）等地，以及在北高加索（卡巴尔达渠）和在外高加索地区，当在黄土底土中开凿新的水渠时，发现这样的情况：当水沿新渠流过后不久，渠底及邻近沿岸地段逐渐沉陷。同时，在沿水渠的黄土底土中出现一系列垂直裂隙，黄土接连不断地沿裂隙塌落到与水渠平行的阶地上，每一渠岸有5-12处。渠底沉陷达到1.5-2米和2.5米。”[2]504。看来，“筑渠引水”失败的事例在现实中还真是屡见不鲜。
二、为什么是“水到渠成”？
回顾历史，童华当年在屯升“奉旨屯田，凿壁引水”，从而造福百姓的丰功伟绩已传遍乡梓，屯升当地人民后来的康居有望也确实仰赖于这一次由童华主持的水利工程建设。那么在当时，“水到渠成”是如何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生的，为什么时任肃州知州的童华耗时一年“鸠集夫匠，凿通大山五座，穿洞千余丈，洞高七尺，阔五尺，开渠千五百丈”的浩大的事先修筑好的千百丈的渠道竟然“一见水就钻漏崩溃不能到达渠尾”？ 这个问题要从当地的地质结构说起。屯升所在的河西走廊属于祁连山地槽边缘拗陷带。喜马拉雅山系运动时,祁连山大幅度隆升,河西走廊接受了大量新生代以来的洪积、冲积物。自南而北，依次出现南山北麓坡积带、洪积带、洪积冲积带、冲积带和北山南麓坡积带。河西走廊地势平坦，一般海拔1500米左右。沿河冲积平原形成武威、张掖、酒泉等大片绿洲。其余广大地区以风力作用和干燥剥蚀作用为主，戈壁和沙漠广泛分布，尤以嘉峪关以西地区，戈壁面积广大，绿洲面积更小。 在河西走廊山地的周围，由山区河流搬运下来的物质堆积于山前，形成相互毗连的山前倾斜平原。在较大的河流下游，还分布着冲积平原，屯升也不例外。这些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引水灌溉条件好，便于开发利用，是河西走廊绿洲主要的分布地区。 河西走廊气候干旱，许多地方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但祁连山冰雪融水丰富，灌溉农业发达。 河西走廊的耕地主要分布在山前平原上。冲积扇上部组成物质以砾石为主，夹有粗砂，目前很少利用；冲积扇中部和下部组成物质以沙土为主，多辟为耕地。冲积平原土质较细，组成物质以亚砂土、亚粘土为主，也是开耕的主要区域。在长期耕作灌溉条件下形成厚达1米、有机质含量高、土壤肥力高的土层，为发展农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所以，综上所述，河西走廊虽然主要为广袤平整的山前冲积/洪积平原，但是地表之下的地质结构确实十分复杂，有岩石、砾石、粗砂、沙土等多种物质沉积形成。 这里仅以屯升乡为例进行分析。屯升乡行政区划图南北呈长条状，从南部马营河发端的祁连山，往下依次经过臭泉滩、龙王泉滩、居民集聚区、农耕区，一直到其最北部延伸至巴丹吉林沙漠。虽然总的区划面积不大，但是该区域内的地下物质组成十分复杂。主要分布的地下物质有岩石、砾石、砂石、沙土、粗砂等，并且在整个乡域的分布极不均衡，所以居民集聚区也是在土地上适居而聚、适耕而种。人口和耕地以及主要的农田水利建设设施也是非常不均衡的分布在全乡境内。 童华当时修渠引水时，仅仅是以方便引水灌溉为出发点，人为地事先按照计划大规模修筑引水渠道，并且按照统一标准在所有计划开垦区域修建。所以对于隐藏在地表和土壤下的复杂的地下物质组成和该区域内的地质构造不了解，当然，按照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也很难完全了解这里的地下地质结构。于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童华便制定了统一的建筑标准，并开始组织大量的劳工修筑。然而，工程竣工之后，千百丈的人工渠道，看上去确实颇为壮观，但是“一见水就钻漏崩溃不能到达渠尾”。 其实运用简单的物理学知识，或者说生活常识，对这一问题稍加思考就会得到答案。千百丈的人工渠道是事先按照计划进行修筑的，无论是施工人员、建筑材料、工程指标、地基厚度，自始至终都是恒定的，所以首先可以排除渠道竣工遇水钻漏崩溃是渠道建筑本身的修建质量不达标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主要还是存在于隐藏在地表/土壤之下的地下物质组成和该区域内的地质构造。由于渠道修建竣工后，水流在渠道内的流量和流速几乎是恒定的，或者说变化及其微小，使得所有建成的渠道在水流流经的时候，相同渠道的单位面积所承受的水流的压力基本是相同的。在水流长时间在渠道流淌的过程中，就会对于渠道起初修建时的地基厚度和强度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所有渠道的建筑地基厚度和强度始终保持一样，这样在长期的流水冲刷和侵蚀过程中，渠道才可以依靠其坚固的地基建筑保证水流的正常流动，正常发挥引水作用。 这就是问题发生的关键所在。童华在事先人为地修筑引水渠道的时候，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地表/土壤之下的地下物质组成和该区域内的地质构造。他在计划初始，对于屯升境内的地表/土壤之下的地下物质组成和该区域内的地质构造并不了解，进一步说是对于河西走廊地下的地质构造知识一无所知。恰恰又是在该区域内地质构造复杂，这些构造在南北方向上，由于受构造运动影响的频率不同，地层发育不全，受长期强烈的剥蚀作用，地形表面已趋准平原化，但是在看不到的地表下面，地质构造却是千差万别。规划设计的“修筑引水”方案，也不是全部都失败，在地下地质结构较为均衡的地区，其成功率是较高的。“那些早已广泛施行灌溉，因而孔隙较少（孔隙度为40%-50%）的地段，在开凿新渠时不会发生沉陷现象，因为在这里，灌溉系统与底土已经进入平衡状态。高的地段沉陷最严重，低的地段最不容易沉陷。”[2]505 所以在相同的地基建筑下，是分布不均且质地不同的地质构造，诸如岩石、砂石、砾石等，由于这些物质本身特殊的物理属性，其承重能力差别极大，如单位体积的岩石和单位体积的沙土而言，岩石的承重能力远远地高于沙土。而这些承重能力不同的“地基”物质在相同时间段内，要承受相同单位的水流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强，以及相同单位的水流的冲刷和侵蚀。在刚刚修筑好的渠道内，短时间内的引水可能并不会引发水流造成的渠道破损崩溃，但是修渠引水灌溉、开荒屯田本身就是一个长期工程，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建筑指标合格且建筑材料质地均匀、抗压承重能力相当的渠道，在分布不均且质地不同的地质构造所组成的“地基”上，长时间的水流的冲刷和侵蚀以及对渠道压力，势必导致抗压承重能力较弱的渠道首先在水流的压力和冲刷侵蚀作用下破损崩溃。居生活常识，不难认识到：一段人工渠道一旦出现某一段的损毁崩溃，如不及时的加固和返修，则整个渠道将会在水流作用下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大面积的损毁，从而使得渠道完全失去原有的引水灌溉的作用。 也许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事先修筑渠道容易在水流作用下发生损毁崩溃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对薄弱渠道进行加固？比如在现有条件下，可以使用钢筋混凝土加固，从而减轻水流对于渠道的破坏。这样的回答其实就相当于变相的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修渠引水。修渠引水虽然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先对于渠道建筑进行设计和规划，对于渠道结构走向、运水量进行科学的预测。但是，对于渠道建筑的“区域地方性信息”，即渠道地下地质结构和主要沉积物的成分的了解，却是被严重忽视的，而这一点对于整个渠道建筑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渠道建筑的“区域地方性信息”是站在地表上的水利工程设计者所无法直观获得的，如要事先获取，是需要花费巨额成本的。这就是说，在不了解地下地质结构的情况下，通过利用钢筋混凝土加固渠道的办法来减轻水流对于渠道的破坏，也是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在哪些部位来加固最为经济。
三、自然河流——“地方性知识”的载体
水在漫流的过程中，因为自然的原因会自主选择地质、地势适合其流动的方向，从而自发形成水道。并且由于水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如流水作用下的溯源侵蚀、侧蚀、搬运等自然力的作用，会在原本平整的土地或者滩涂上形成天然的沟谷与河道，即广义上的“渠道”。 河流/水体在运动过程中，从山体到村庄可能会有无数条运动方向和轨迹。但是只有最终到达村庄需水地的水流及其自然形成的河道通过漫长的漫流时间与水体渗漏而完成了最佳的路径选择（见图1）。
图1 自然河流是地下地质结构信息的载体
水流从山体开始漫流，从水源地到村庄需水地之间有广阔的滩涂、平原。但是在地质作用影响下，虽然表面看起来该区域的地表物质分布均匀，但是地表之下的具体物质组成和结构形态却是复杂多样，有岩石层、砂石层、泥土层等本身的物理性质差异巨大的物质构成。但是水流从表面流经的时候，第一时间并无法获取地下的“局部地方性信息”，即该区域之下的地理与地质知识信息。如在水流漫流过程中，任意选取四条支流进行分析（见图1）。 对于支流1来说，在漫流过程中流经了岩石层、沙石层、泥土层等三个不同物质形态构成的区域，由于构成物质之间硬度、结构松散度等物理性质的区别，在流经岩石层和砂石层，刚刚到达泥土层的时候，就已经全部下渗了，没有能力最终流到村庄的需水地。而对于支流2，仅仅流经沙石层的时候，就已经干枯了，说明该支流流经的地区或者是因为地下物质组成过于疏松，或者是因为支流本身的流量比较小等诸多因素，无法流到村庄需水地。对于抵达需水地的支流3和支流4，它们本身已经完成了对于地下地质构造与物质组成信息的收集。一方面，在漫流的过程中，其本身在无意中选择的流经路径就是一条适合水流运动的路径，如支流4；或说该支流在流经的过程中克服了原有的地质构造的缺陷（通过自身的流量大的原因克服了松散的地质构造下渗严重的限制），最终抵达了需水地，如支流3。所以在渠道建筑的过程中，最佳的修筑方案就是沿着支流3与支流4的水流运动轨迹进行人工加固硬化，用现代的建筑技术在原有的河道上进行“加工”。才可能最大限度上提高建筑的科学性、实用性、长久性。且在之后的使用过程中的维护和修缮费用大大降低，降低成本。也即童华治水所采取的“顺着水势流向，因势利导，分段勘察补砌，至坚实合格为止。” 总之，“水到渠成”内含着一个深刻的信息经济学原理：水本身充当了一个“局部地方性信息”的知识收集载体，即地下的地形地貌以及地质构造的知识与信息的收集与整合的载体。其次，通过自身的损耗或者付出生命的代价，完成了水流运动路径的最佳选择。再次，由于水本身的存在以及对渠道的地质状况的“勘测”，完成了大量的信息知识搜集，极大的减少了对“局部地方性信息”获取的人力资源成本，降低了搜集活动的风险与难度。这些信息或知识很难被人直观的感知和了解，一些先验的、普适的方法与规则，更换一个特定的区域便不再是真理。这些知识并不悬浮于空中，建筑师/设计师对于这种地质结构与地下物质组成的知识信息无法信手拈来，随取随用；这些知识不会见于书本，最起码不会完全见于书本之上，因为这些知识不仅仅是隐形的，而且是隐性的，通过人力方式事先获得这种知识信息是不经济的，也无法进行规模化的发掘和生产，故而很大程度上无法直接为人所用。对于智识比较“孱弱”的人来说，即便是拥有十分渊博的地理学科知识，面对眼前的一望无际的平原和滩涂的“地下秘密”，也会力不从心，无所适从。 在水到渠成的模型中，渠道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建筑，引水灌溉的工具，它还隐喻着一种“制度”的形成机理——好的制度都是解决问题的剩余物或副产品。制度在形成之后，无论是明文规定的条款还是约定俗成的惯例，都必须是一种合意，或曰共识，尽管达成这个合意或共识的过程是艰辛的、残酷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并且，一项制度的产生必须是建立在多数人的合意之上，这才可以被具体实施，如为什么在放水漫流的过程中会形成无数条支流让其任意选择，而不是机械的限制漫流支流的数量。合意产生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要寻找多方的利益集结点，从而使所有人都不仅意识到，而且认同如此这般之后，其境况会更好。而寻找利益集结点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需要在不断的反复互动过程中积累知识，搜集相关信息，并且予以整合，于是这种利益集结点就是所有被发现的知识积累的产物。如水流只有真正流到村庄需水地的时候，才完成了整个流经地区的知识的积累与整合，寻找到地下地质结构与地下物质组成的“利益集结点”，与之达成“合意”，积累了一种经验性的知识。
四、制度如何形成？
长沙理工大学朱锡庆教授在其《知识笔记》一书中曾描述过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长沙有一条马路,在马路的中间有一条将两个方向的车道分开的绿化带，马路有多长,绿化带就有多长,这条马路没有地下通道,行人过马路要从路面穿过,因此绿化带不能是不间断的,整条绿化带要分成若干段,两段之间留出一条横路让行人通过。奇怪,不见了司空见惯的那一幕,草地上不见竖什么牌子,却没有人践踏草地,行人过马路都走斑马线。其中的奥妙是,刚开始的时候,绿化带是连绵不绝的,但是任人去踩,然后就在行人踩出来一条毛路的地方,铺一条横路供行人通过。”[3]83 在这个事例中，草地上被行人踩踏而成的毛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共同选择，因为这条毛路是行人通过马路最方便、最快捷、最省时的路径，并且也是该路段的人流分布最集中的反映。这与“水到渠成”的案例所暗含的信息经济学原理是不谋而合的。“制度形成于合意，合意的基础是利益交集（激励相容），利益交集的发现往往依赖于在互动过程中的知识积累，制度本质是一种经验性的知识资产。”[3]86这里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正是人流或水流的不断试错，才找到了边际成本最低的信息获取方式，从而达成了合意——“水到渠成”或“激励相容”。 不管是朱锡庆教授所描述的现象中的人流，还是“水到渠成”中的水流，都是在其各自所处的环境中充当了知识与信息的收集与整合的载体，在完成了各自最佳路径选择的同时，也完成了最初的经验性的信息知识的收集，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由于是行动的副产品，知识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结果，因而成了“捡到的知识”。在信息经济学上，信息产品是一种很特殊的“经验产品”：一方面，信息产品本身往往就是世界的经验产品；另一方面，信息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经验产品，其价格高昂，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一般社会公众很难直接辨别真伪与价值大小。同理，好制度均是最优成本约束条件下试错的副产品。制度在产生和变迁过程中，知识与信息的收集与整合的边际成本会影响制度的效能；能够使制度选择的信息成本最小化而效能最大化的制度变革方案才是最优策略。 从水源地出发的水体在漫流过程中，为获取地表之下的地质信息知识，不仅耗费漫长的漫流时间，而且还冒着不顾干涸和中途“夭折”的生命危险。而新制度的选择意味着利益团体的变动与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要在新的条件下寻求博弈的最优解,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为达成博弈均衡和利益交集，双方或多方的信息搜寻的成本使得“完全信息”本身就意味着付出代价，人们仍然按照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来确定所需要的“有效率的信息完全程度”。这道理中的要点，就蕴藏在“水到渠成+因势利导”这个历史经验之中。王勇教授在第二次参观过都江堰水利工程后，写下了以下的一首“感悟”之诗——“都江堰悟道”。特引用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语。 水到渠成是规律， 筑渠引水是规划。 遵循规律行规划， 因势利导是大道。 李冰父子家国事， 都江堰里有真经。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