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总会碰上一些年轻人在路边散发传单，“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这是某某健身房的优惠券，办一张年卡只需要398元，超级划算”，诸如此类。他们手上推销的产品大到海边的海景房，小到家居生活中的寻常物件儿，不一而足。许是经历了这么多年市场大潮的洗礼，对各种打折促销早已见怪不怪，所以真正驻足的路人并不多。看到那些年轻人在凛冽的寒风中，从早晨辛苦地吆喝到傍晚，却递不出几张传单去，也颇让人心疼。不过路人的心态也能理解，在大街上随便看看你的传单，就让我把真金白银交给你，办一张不知能否兑现的卡，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这几年人们的警惕性确实是提高了不少，这也难怪，看看那些临街的店铺，一年半载的就有可能易主，前几天还在卖面包呢，过几天可能就换成了擦皮鞋的，你刚在这家美容店办了张优惠卡，再去的时候变成了干洗店。存在卡里的钱取不出，消费者只好去维权。维权时也没什么招，最常见的就是把电视台的记者叫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诉说自己的遭遇，记者打电话采访店家，回应往往是一句“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消费者真是欲哭无泪。而办卡时信誓旦旦的优惠与便利，在实际消费时服务上的“打折”更是家常便饭，所以记者采访之后一般会做一番总结，告诫的话语中总少不了“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句，提醒人们消费的时候要“擦亮眼睛”，因为馅饼和陷阱总是同在。 人们在消费中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固然是应该的，不过将其发展到对周围的人和事物均持怀疑态度，则有些反应过度了。之所以如此，固然有这些年来行骗者确乎增多有关，不过“无商不奸”的古训，也有深广的影响，而且这一点还可以从古代法律中得到佐证，比如说在明朝的法律中，就有在粮食中掺水掺沙，比照在官盐中掺水掺沙进行处罚的规定，这似乎从反面印证了“奸商”的存在。其实，商业社会中虽然不乏奸诈的商人，但“无商不奸”则难免有以偏概全之虞。而且因为法律规定了那样的条文，就认为当时的社会上到处是奸诈的商人，这样的论证也能很牵强，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法律中有对诈骗罪的规定，就认定社会上的人都是骗子一样，因为充其量这只不过是法律导引和预防功能的呈现而已。 其实从浩瀚的古史中，要找出正面或反面的例子都是很容易的，这就要看我们想说明的问题是什么了。总体来看，中国历代王朝所普遍采行的多是重农抑商政策，加上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商人逐利似乎天然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瑕疵。不过，尽管有重税、科举考试等方面“困辱”商人的政策，使得古代商品经济欠发达，但仍阻止不了商业文化的发展。而一个行业的存在，必然需要从内部形成一些自律和自我运行的机制。试想如果真正是无商不奸、每个商人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的话，商业自身很快就会萎缩以至消弭，根本无需外力的摧毁。在古代政府打压、法律规制、社会困辱的大环境下，仍然有如清明上河图中那样的市场祥和与繁荣，这与大部分商人能够公平买卖、诚实经营、恪守商业信用有很大的关系。 商业贸易离不开资金的周转与流通。所以，即便是前现代时期，金融行业即银铺或银号的的信用，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银号的业务主要是兑换银钱、存放款。曾在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毅先生的文章《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困难、可能与路径选择》中，读到齐如山先生在《北平怀旧》中的一个故事。文章介绍，在清末时，北京城里信誉最高的金融机构是恒和、恒利、恒裕、恒源这“四大恒”。当时，那些留着辫子的金融家是这样维系自己信誉的：同治末年，四恒之一的恒和银号关门歇业了，但他有许多银票还在外边流通着，一时收不回来。彼时没有报纸，无处登广告，只好用梅红纸半张，印明该银号已歇业，所有银票，请去兑现等字样，在大道及各城镇中贴出，俾人周知。然而仍然有许多票子未能回来，但为了信用，必须候人来兑，等了一年多，还有许多未回，不得已只好在四牌楼西边路北，租了一间门面房，挂上了一个钱幌子，不做生意，专门等候人来兑现。如此者等了20年，直到光绪庚子年（北京遭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时）才关门。恒和银号对社会伦理和商业伦理准则的恪守，到了其“恒”如此的程度，王毅认为这的确是我们民族“自生社会”曾经育出的果实。 不过，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像对“四大恒”这样银号的信誉，主要还是建立在对个人或其“东家”德性或品行了解的基础上，而这些“东家”们之所以如此自律，也与其时社会的相对较少流动有关。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为我们提供的分析框架那样，在熟人社会里，礼俗、德性是人际交往的基石，而在陌生的工商社会中，商业往来中对诺言的践履，则主要靠法律制度的制约。一位在美国的朋友给我讲过她亲身经历的故事。前些年，她在一家经营中国家具的店里买了一套红木家具，家具是从中国运过去的，老板也是中国人。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销售出去的商品均可无理由退货。在购买家具时，朋友问商家将来是否可以无条件退货时，导购员答应说没问题。朋友的老公是美国人，他要求在购物单上必须标明能退货，且退的时候必须是退现金，因为有的商家会打擦边球，退给你购物券，让你将来还得在他们的商店买东西。后来因为要买与家具配套的凳子时，发现家具有开裂的可能，朋友心里觉得疙疙瘩瘩的，于是要求退货。然而原来热情的导购及老板都立马变了脸，她打过去的电话老板一概拒接。于是朋友给他的信用卡公司打电话说明情况，并将写有退货且退钱的购物单传真过去，很快信用卡公司就把购物款返回到了她的账上。过了两月，商店老板派人将家具拉了回去，因为如果他不拉的话，损失的只能是他自己。其实，发生在朋友身上的故事，在国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而消费者的维权之路可不会这么顺利，那一定是既艰辛又漫长。 如此看来，在美国这样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交易往来并不是靠彼此的了解和信任，而是靠一套完善和健全的制度。假如在工商社会中的交易，只能寄希望于遇到“四大恒”那样的东家时，交易成本无疑会大幅增加，而许多交易也将无法进行。所以当我们遇到在路边搞促销的商家时，油然而起的不信任是很正常的。因为只有构建一种完善的制度，营造出让制度正常运行的氛围，凭此，才能成为人们互信的基础。  （2018年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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