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不曾再就世事杂谈什么，或者因为懒，或者因为忙，或者也因为看淡之后不以为然，也知道随着时间流逝而万事终归寂然，于是笑笑而作罢。但今天忍不住提笔，想先谈几句关于近期刷屏的几件事，然后看看它们构成的拼盘到底有否内置的某种关联。
这次先要谈的是“高铁挡车”事件。所谓事件，并不复杂：某家三口匆忙赶车误点，丈夫被拦，妻子发飙，幼女惊惶无措，高铁被迫延时。坊间当然大多是骂声一片，官府也有最新处置结果。此类事件虽然预计不过三天就会同样寂然，但此时此刻仍有万千吃瓜群众，拥堵网络之间围观议论。我，也是瓜众之一，也想叽咕几句。
我首先难以理解的是这位女子何以持有如此强势的“权利意识”。她在激烈动作的挡车几分钟内，一妇当关，万夫莫开，置其他乘客共同权利与列车潜在风险于不顾，而哓哓然于一己之私。
在她的言行与逻辑中，“我”字显然是个特大写，不顾其“我”的一切制度设计和规则体系，都是对“我”的非难，“我”成了这个制度设计和规则体系的牺牲品。所以，当她得知后来被原单位（某小学）停职时，她仍能对媒体振振有词地进行申辩，申辩措辞乃至近于发出控诉。
我不知道这位女子所受的教育，是否有过最基本和最底线的规则教育？以她任职于学校而言，此种教育应该不曾缺位。那问题就应当在于，像她这类受过教育的人士，在事涉自身的情境下遇到所谓规则时，乃是进行功利主义性质的选择性适用：于己有利的必得设法求之（譬如反复要求乘警给检票员打电话让其丈夫放行），于己有碍的必得设法祛之（譬如一再动作激烈拒绝下车并以脚卡门阻碍列车关门）。
然而无论其中哪一种情境，“我”之被特大写而覆盖“我们”，都是赫然入目、悚然惊心的。
话题延展开来。在视频激烈争执几分钟期间，那个未被打码的女孩引发我莫名的恻隐。她惊慌失措地看着妈妈跟乘警激烈交涉，幼小心灵在此瞬间之所承受的冲击，想必会成为此生难忘的负能量之一。此视频在广为流传的过程中，无辜夹在其间而被牵连的种种负面影响，必将构成对其幼小心灵的二次伤害——在孩子心目中，父母应该是神一样的道德存在，这神的垮塌竟却是如此迅速而张扬。而这种伤害的源头或肇因，也在其家长之理应正面进行言传身教的那个被特大写的“我”。
话题继续延展。因缘看到某篇文章以“同情的理解”态度，先将该女子纳入所谓“绝望主妇”范畴，再将该问题根源推诿于包括检票员与乘警在内的“权力部门”，从而替其失当的言行举措进行辩护。另一篇文章则从该女子事后申辩的理由出发，反诉列车检票部门蔑视旅客权利、人性如何冷漠，然后引申类比权力腐败情境下的潜规则，来论证该女子是“用撕掉自己的尊严为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是种种，不一详论。
我相信，这类申辩文章之本意并非“洗地”，毋宁说是一种怨愤移情的借题发挥。然而，这种旁观式的替人辩护，既弄混了问题的起源，也混淆了问题的实质。该女子一家之耽误时间进站，是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共同结果，并非此后高铁所涉“权力部门”之作为或不作为所致，因此这类怨愤移情地指斥“权力部门”的辩护策略，在此就事论事的具体事件中，没有可供着力的支点。而诉诸批判另类特殊情境中的潜规则，藉此对应作出同情式的理解或支持，同样是不得要领乃至荒诞无稽的，大概类似于“和尚摸得，我摸不得？”阿Q式性骚扰逻辑。
我有时在想：倘若此事未被其他人士拍摄并传播，或者坊间舆情并未随之发酵而起汹涌，这位女子恐怕非但不会意识到其“我”之害，反而还可能将其视为某种“为权利而斗争”的正当做派，据此而向自家孩子、进而也向社会传递或明示这种一己之私的“我”的价值。
北大学者钱理群先生在多年前提出“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此话当时振聋发聩，如今反而见怪不怪，原来不仅仅是在“大学”阶段开始培养，可能在“小学”阶段就已起步；大学之所承接的这些利己主义者，不过是被精致培养出来的半成品；社会之所承接的这些利己主义者，则是被大学继续精致培养的再加工品。
这种精致倘再加以强势，便是此次一妇当关而万夫莫开的场景写照了。易言之，此种场景之在舆情上的撕裂状况，也预示着这个时代关于特大写之“我”和被小写之“我们”的精神撕裂。
一个值得向往的社会，理当求仁得仁。而毁掉这个向往，莫过于特大写的“我”在此“求我得我”的撕裂中被曲意伸张而挤兑掉被小写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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