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杭州保姆纵火案”辩护律师退庭事件引发了有关辩审冲突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和以往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一样，选边站队，泾渭分明。体制外主要是律师和部份学者，认为引发辩审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导致律师权利受阻且救济无门，律师是迫不得以进行抗争，甚至采取自杀式的手段（如党律师）。体制内主要是检察官和法官，则认为不能把脏水全部泼到法官身上，律师也应当自我检讨，是否也存在业务不精、小题大做、无事生非甚至是胡搅蛮缠的行为。个人认为，这两种观点均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有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嫌疑。 由于角度、视野及诉讼地位的不同，法官和律师对同一问题出现分歧是很正常的，律师诉讼请求及诉讼行为不一定能够得到法官全部支持，法官所做的决定不一定都全部正确。但为何我们会多发、高发，甚至会演变为撕逼大战（律师有退庭，法官也有把律师赶出法庭）。个人理解，不能简单的归结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或律师业务不精、不讲道理。 实践中，辩审冲突主要集中在程序性事项上，如证人是否应当出庭、是否应当启动排除非法证据、是否应当调取新的证据、是否给律师合理的庭审准备时间、是否打断了律师的发问和辩论、二审是否应当开庭等等。往往是律师认为“有必要”，但法官认为“没必要”，进而引发矛盾，发生冲突。其中有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原因，也有律师行为不当所导致，但最根本的是因为我国现有的庭审模式及相关程序和规则的设置。 我国庭审模式两个基本的特点：1、法官在开庭前就能够获悉案件所有的事实和证据，有庭前作出预断和先入为主的条件；2、未实行直接言词审理原则，案卷材料在庭审中起到核心决定作用，成为法官裁判的实际基础。其结果就是庭审走过场，法官不依靠或者不主要依靠庭审做出裁判而是依据卷宗材料。既然法官不依靠或者不主要依靠庭审做出裁判，自然不愿意在程序性问题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律师各种请求的态度就可想而知。那就是麻烦，多事，能够不答应的坚决不答应，不支持的坚决不支持，因为法官和律师的诉讼利益完全不在一个点位上。 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如英美法国家。法官庭前并不了解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其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知悉是通过法庭审理，自然对庭审重视程度高，鼓励和支持控辩双方通过积极诉讼行为以帮助法庭查明事实。虽然法官和律师地位和角度不同，但很多程序性行为双方是在同一点位上，自然矛盾和冲突较少，即便存在，也很难出现不可调和的局面。 就以证人出庭为例，在其他国家，根本就不是或者很难成其为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直接言词审理原则，而且法官也需要证人出庭来知悉案件情况。律师申请证人出庭，自然不存在问题。但在我国，因为法官在庭前已经了解案件事实和证据（包括证人所做的陈述）、庭前证言同样具有证据资格，不仅缺乏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动机，而且证人出庭作证，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如通知证人，会导致庭审时间拉长等，甚至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如证人当庭证言和庭前证言不一致时，该如何处理）。在加之制度设计时，把是否出庭作证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法官，法官的选择就不言而喻了，能不出的坚决不出，能简单处理的绝对不会负责处理。这不是法官滥不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而是规则和程序给予了他们足够大的选择余地。我想，当律师和法官角色对换时，律师会做出法官一样的选择，而法官也会赞同律师的做法。 虽然单纯从理性和应然的角度，对定罪量刑是否有有重大影响，是否有必要，会有一个相对公允的判别，这种程序和规则的设置兼顾了公正和效率，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但这只是理性和应然的状态，只可能在各诉讼参与主体都理性中立、公正无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即便如此，也会因为看问题的角度、方法、经验及知识结构等的不同，会出现争议，更何况这样的情形并不存在。律师有律师的考虑，法官有法官的判断，很难以谁说服谁，谁信服谁。制度的设置实质是把法官和律师都理想化，以实质合理作为评判标准，自然就会出现“大盖帽下开小差”和借程序生事的现象，不是大家不明白，大家都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在辩审冲突问题上，与其说这一代法官和律师不行，互相看不顺眼甚至相互倾轧，还不如多在程序和规则设置的合理性上想想办法，让这一代不行的法官和律师不行也行。如果不在程序和规则上进行变革，能行的法官和律师也最终会变为不行。最终就只会沦为一句话：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换做你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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