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曹一）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一论断，出自美国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于1881年出版的《普通法》一书。其时，四十岁的霍姆斯还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而该书的出版则使他名声大噪，该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小霍姆斯开始担任马萨诸塞州的最高法官，1899年起任院长。1902年，经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提名，霍姆斯被任命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直到1932年91岁高龄时退休。他是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他也因在诸多案件中极具说服力和预判力的裁判意见，而“对美国法律产生了巨大的良好的影响”，他被誉为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大法官之一，极享法律人应获之殊荣。 不过，一般人只知道“小”霍姆斯好生了得，却不知道大法官的父亲“老”霍姆斯也非同一般。“小”霍姆斯完全取了和他父亲一样的名字，所以不得不有“老”“小”之分。事实上，老霍姆斯的才华和贡献绝不输于大法官的霍姆斯。在《从黎明到衰落》中，雅克·巴尔赞将老霍姆斯定位为“思想家、科学家、诗人”。他在哈佛大学教授医科学生，在医学领域里的一项发现使他一举成名，他证明了产褥热这种致使很多妇女产后死亡的疾病具有传染性，并且发现正是由于助产医生忽略了卫生措施，才造成了病菌在产妇之间的流传。然而当时的医务人员还没有相应的卫生观念，整个医疗制度也还不能提供完善的卫生设施，老霍姆斯不得不“与整个医疗制度展开斗争，对从医生到护士到医院管理人员的各色人等反复宣讲，以使他们承认这个事实”。稍后，远在欧洲的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也就同样的问题与维也纳的同行们进行抗争。自此以后卫生学才“初露曙光”，最终经由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女神”的践履和倡导而成为一门科学。而远在东方的大清国，直到清末实行新政时，才借鉴西法，在民政部设立了卫生司，“掌核办理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各事”，使传统的“养生、护生”的卫生观念具有了现代的意义。而老霍姆斯则在此领域起了奠基的作用。 老霍姆斯在医学方面取得成就时曾自问“是否还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对社会有用”，这“机会”却很快就如约而至。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还没看到他诗歌和散文的中译本，不知道他写的到底如何，但从巴尔赞的评价中，我们依然可以管窥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以其应景赋诗的出色本领写出了大量介乎于严肃与轻松之间的精美诗句”，其散文代表作《早餐桌上的霸王》则“以一种艺术到极致而归于平实的方式戏剧化地描绘了生活和观点”。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中，医生和作家是两种不相干的职业，而老霍姆斯却能将其结合起来并取得非凡成绩，“医学训练而思想开放的他总是大胆地冲破体面规矩的束缚”，譬如他的小说《艾尔西·文纳》，就是世界上第一部“描写非正常心理的小说”，主人公艾尔西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据巴尔赞介绍，“今天的精神病医生可以在这些小说中发现对本学科和弗洛伊德其人的许多预见”。而当老霍姆斯写作这些小说的时候，日后声名赫赫的弗洛伊德却还是遥远的维也纳的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呢。 才华横溢且功成名就的老霍姆斯，以一种极其自然地方式，将他的儿子小霍姆斯推到世人面前。在美国那场著名而残酷的内战中，小霍姆斯加入联邦军队参战，在战斗中负了重伤，生命垂危。《对“上尉”的搜寻》就是爱子心切的老霍姆斯在战场上寻找儿子的冒险故事。关于这一点，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约翰·法比安·维特，在《林肯守则——美国战争法史》一书中也有过描述，“内战中每次战役结束后，无数的父亲都在寻找自己受伤的孩子。波士顿诗人、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两次找到了自己负伤的儿子——与他同名的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安蒂特姆之战后，老霍姆斯曾于1862年末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开往马里兰的火车上挤满了寻子的父亲。内战时期的医疗条件并不比一两百年前先进多少，父母们用尽一切手段，希望从满是伤兵与垂死者的医院里拯救出他们年轻的孩子。”当时的联邦军队管理混乱，在某个要塞负伤的士兵至少会被送往六个不同的地方，没有统一的信息系统或追踪机制记录他们被送往何处，心急如焚的父亲只能辗转于各个联邦伤兵医院，疯狂地寻找，老霍姆斯就是在花费数天时间，绕了一大圈儿后，才找到了受伤的小霍姆斯。关于美国内战，我们知道有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也从《飘》中了解到了战火中的爱情，当人们赋予内战以其里程碑式的意义时，却忽略了个体在战争中所承受的煎熬与牺牲，而作为父亲的老霍姆斯在寻子过程中的绝望和艰辛，却把战争残酷的一面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以文字的形式传之后世，供后人研读检讨。 经其父亲的笔触而为世人所知的小霍姆斯，在战后却放弃了曾经做过的“文学梦”，法学院毕业后相继从事过律师、法学教授及法官职业。他凭借自身的努力，在其从马萨诸塞州到联邦最高法院漫长的五十年的法官生涯中，小霍姆斯发表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判决意见。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向保守与滞后的美国法律也在缓慢地进行着革新。小霍姆斯也通过“经验”而延续着法律的“生命”。譬如他在1919年提出关于言论自由“明显而现实的危险”的审查标准后，在不久后的“阿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中，即提出了获得广泛认同的“思想的自由市场”的概念。“人们一旦看到岁月给昔日分庭抗礼的种种信仰带来的起落沉浮，便会相信达到人们所渴望的最理想境地的更好途径是思想的自由交易，对一种思想是否真理的最好检验，莫过于它在市场竞争中令人接受它的能力。”所以“我们应该永远警惕，不要试图对我们所憎恶的和我们认为杀气腾腾的观点言论施加限制，除非它们有可能立即构成对合法和紧迫的法制需要的干扰，进而为了国家安全必须即刻予以限制。”然而，对这个广受赞誉的表述，小霍姆斯似乎并不满意，“令我遗憾的是，我无法以更有力的语言表达我的看法。”如果是他那文学造诣极高的父亲老霍姆斯来写这个意见的话，或许会有更好的表达？ 在霍姆斯这对父子的故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子凭父贵的一面：青年时期一文不名的小霍姆斯，凭借他功成名就的父亲在战场上的“寻找”而进入了公众视野，然而他的“拼爹”也仅此而已；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父凭子贵的另一面：法律所涉问题的普世性和恒久性，使得小霍姆斯的观点不仅在美国法律史上流传，而且还在世界法制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人们正是在追寻小霍姆斯成长的足迹时，又发现了老霍姆斯同样精彩的人生，可以说这对父子互相成就了彼此。这也说明一个道理，无论子凭父贵也好，抑或父凭子贵也罢，家风良好和家学渊源，才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留给子孙后代最可宝贵的财富，这一点又是无国界的。 
（本文发表在北京青年报2017年10月28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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