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非常高，那时城市容纳的人口极其有限，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到城市去生活。近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工业的发展，带动了许许多多的新兴产业，使城市容纳的人口急剧膨涨。更为重要的是，城市人口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要远远超过农村。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开始背井离乡，到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空间。 城市人口的增多，在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发展，甚至影响国家的发展。在传统农业经济模式下，因为有土地的限制，人口的流动相对困难一些。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的限制越来越小，人口的流动就容易多了。中国人虽然大多是故土难舍，不过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也照样会“走西口”、“闯关东”。当城市有较好就业机会时，他们就会拥向城市。然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总是有限的。有些人，找到合适的谋生机会，就能够长期生活下来。找不到谋生机会，在城市自然是难以站稳脚跟的。像骆驼祥子那样在北京拉车的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人口流动是进行严格限制的。那时经济虽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是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不太多。就是城市本身人口的增长，都不能得到较好的安置。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是大量的增加，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也是有增无减。由于农业生产效益的低下，就总体而言，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太大的提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允许到城市打工，才逐渐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只是，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从事工作的不稳定性，让许多到城市打工的的农民难以安居乐业。有很多人虽然在城市打工，可是家却还在农村，甚至还要种地。于是，逢年过节，便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农民工归乡潮。特别是春运期间，更是给交通运输增添了巨大的压力。 近年以来，随着经济与城市的巨大发展，城市能够容纳的人口越来越多。而农业的收入，对很多农民来说，几乎是无足轻重了。于是，大量的农民纷纷离开农村，到各个城市开始自己新的生活。有些人的生活能够稍微稳定一些，而有大量的务工人员，生活并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开始浮现出来。比如，儿童上学的问题，父母在城市工作不稳定，在各个城市打游击，子女就无法在一起生活。子女留在老家，只能由爷爷奶奶等长辈照顾，就形成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当然，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些。更重要的是那些在城市务工的人员，由于户口的限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相当多的麻烦。当然，大量的农民拥入城市，在给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给城市增添了巨大的负担。比如，交通拥挤，水电供应紧张，还有社会治安问题。 这时，到底要不要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就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按说起来，确实应该限制的，因为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容纳人口的数量总是有限度的。当严重超过这个限度时，就会产生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在限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还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些城市的人口会出现爆炸式的增长。在北方的许多城市，离开城市50公里，就可能是非常落后的农村，与城市的繁华形成显明的对比。在许多农村，农民根本找不到太多就业的机会，这是他们选择到城市的根本原因。当然，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农业的经济效益，包括农业的发展速度，都不大可能让众多的农民迅速富裕起来。城市化的趋向，包括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都是没有错的。所以，个别城市在限制人口的同时，应该考虑城市之间应该如何合理发展。 凡是人口压力特别大的城市，要么是政治中心，要么是经济中心，要么是沿海城市。而有相当多的城市，近些年人口虽然也增长了不少，但整个发展形势却相当一般。城市的地理位置对经济发展影响确实很大，但是还有相当多的人为因素。比如，秦皇岛和深圳，都是沿海开放城市，一个临近北京、天津，一个临近广州、香港，按说条件都不错。但是两个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一个公司无论是在广州发展，还是在香港发展，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而一个公司在北京发展，还是在秦皇岛发展，差别就太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就业机会自然多一些，人们自然就会拥向北京了。去年，要在北京的南边打造一个雄安新区，以缓解北京的人口压力。其实各个地方的城市发展好了，有了较好的就业机会，又有多少人真的愿意挤在大城市里呢！ 每个地方发展经济，当然与地方的招商引资有关。但是既然要缓解大城市的压力，何不把一些与本身职能没有太大关系的机构迁到其它城市呢？比如，把北京的一半高校和医院迁到秦皇岛，即能减轻北京的人口压力，又能促进秦皇岛的经济发展，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