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乏里的诗性

贫乏里的诗性　　

　　 这是一个拚速度的时代：目不暇接、足不旋踵成为“现代人”的标志。有一项调查表明，普通人每天查看手机次数150次，大约每6分鈡就会看一次手机。经常看到这样荒谬的画面：两人对坐，各玩各的手机，如同路人。有段子说：“你能不能把手机贴在我的脑门上，那样至少可以假装你在看我。”

　　晚清的时候，杀中国人的是大烟枪，今天换成了智能手机。

　　当年的场景是人们侧卧床榻吞云吐雾，今天的景象则是，在中国的任何场所，任何角落你都会看到同样一个画面：一律“低头族”。

　　以前是网吧毒害青少年，今天智能手机毒害全中国人。

　　当年是全中国人围追堵截，严禁青少年进入网吧，今天全中国人智能手机一手一部，乐在其中。

　　梁实秋说，人在有闲时才像个人。“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我们应该希望人人都能属于‘有闲阶级’”。

　　被手机绑架的生活里，如何做个有闲人？

　　过往，“有闲”曾经是腐朽没落的代词，而是已经成为高贵的东西。因为稀少，因为难得一见，所以高贵起来。当所有人被手机绑架的时候，“闲”下来的人就成了贵族：他们远离手机，或者自觉地放下手机，用心发现了虚拟之外的生活：一朵云，一张笑脸，一页书，一杯茶，一滴露珠，一只蚂蚁，一声鸟鸣，一缕炊烟，一片叶子，一曲琴声，一处小桥流水，一场戏，一阵甚至一阵只有自己存在的发呆。

　　也许，这就是人的自觉，因为它实现了人的自主。只有自主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也只有自主的人生也才会有发现，有创造，有趣味。

　　但愿每个人都做一回“林则徐”，像当年虎门销烟一样对抗被手机绑架的生活，对抗缺少自主意识的沉沦。某种意义上，这也一种拯救，是一种抗争，是一次全民族的“鸦片战争”。日子会一天天过去，流水一般，发如雪，鬓如霜的时节，我们可以不无遗憾地说：我打败了手机，而没有被手机打败。

　　让“有闲”成为一种自觉。苏轼说过：“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周作人先生说得更彻底：“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