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写得极差。只是我的“政治觉悟”特别高，每篇作文的最后一句话都是“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我不知从谁那儿弄来一本小说《青春似火》，当时觉得十分好看。看完之后，又觉得这作家真的很了不起，在他的书里，他想让谁死谁就得死，他想让谁活谁就能活。从此，我的志愿便从当一名“解放军排长”，改为当一名作家。
后来，我就到处找小说书看，《烈火金刚》、《把一切献给党》、《金光大道》、《艳阳天》、《牛田洋》……
为了找书看，我还与几个同学钻进学校封存的图书室里，当过一次小偷儿。
1973年，因父母工作调动，我从赵庙中学转到大新中学上高一。有一天，我得知语文老师把我的作文拿到高二去读，才让我对自己的作文水平有了一点儿自信。不久，我又转到淮北市第三十四处中学读书。有一次我迟到了，一进门就听到老师在给同学们朗读我的作文，心里颇为得意。可收到老师发还的作文薄一看，老师在我的作文尾部批上了这样一句话：“这篇作文倘是自己写的就很不错。”我当时很不服气，就在老师的批语后面又写上了这样一段回复：“这篇作文就是上星期五上作文课时当堂所写，同桌李洪飞同学可以作证。”
后来当了兵，我利用当放映员管理团机关图书的便利，读了不少书。然后便开始写小说、电影剧本。直到1982年才发表处女作《柳枝依依》，并获《百花园》杂志1982年优秀小说奖。为此，当时的阜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姚登恒，还曾专程到我家看望过我。
再后来，我改行做了律师，文风有了很大的改变，法学论文、法制报道成了我主打，《民主与法制》、《律师与法制》经常发表我的文章。直到2007年，我发现我们的立法越来越多，而让法律落到实处的制度越来越滞后，我觉得我们最需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司法制度。于是我的作品大多成了鞭鞑时弊的杂文和散记，官办的纸媒就再也与我无缘了。我自以为是一名知识分子，便把批评作为自己的使命。
然而，随着与党为敌者对真言环境的挤压，批评渐渐变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许多亲友都劝我弃笔休息，我也曾想放下手中的笔，怎奈几十年养成的习惯，让我无论看到什么文字或遇到什么事，总会引发出许多感慨来。而手中的笔又忍不住把这些感慨记录下来。
不能说真话，但至少保证不说假话。这便是我写作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2017年，我过了六十岁的生日，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一看到我又有文章发表，家人和朋友总会提醒我要注意身体。在他们眼里，“爬格子”写作不仅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而且还一定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
其实，读书和写作对我而言，真的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就像有人喜欢打球，有人喜欢游泳一样，我喜欢的是让文字在我思想的海洋中畅游。
尽管互连网上的文字禁忌很多，但毕竟尚未达到可以“腹诽”治罪的境地。人类不能没有思想，没有了思想的人就不能成为人了，就连许多大人物上了台，不也总喜欢弄出点什么思想来么？
所以，只要思想无罪，我的写作就会一直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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